自楚以来，举人便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可以无限期参加会试，一旦会试成功，便有更高的官职和地位，即便会试失败也可担任地方的推官、知县、学官，如此便有了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情形再坏，若是举人不能做官，地位也比秀才要高，在地方上也与官绅相似。
知县，品秩为正七品，就行政级别和具体职务而言，基本相当于那世的一县之长。但就具体的职权而言，“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甚至“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的知县，远远大于那世的县长。尤其在“皇权不下县”的清朝时期，知县几乎是一县的“土皇帝”，实际权力巨大。
可实际权力巨大的知县在面对“举人”这个特殊对象时，竟然也不敢轻易得罪，甚至还会主动靠拢、巴结——如冯过“写”的《儒林外史》中，那个得知范进中举就赶紧送钱、送房的张乡绅就是前任知县。
其实，会试的淘汰率远低于乡试。也就是说，只要“举人”于“会试”中考试合格，最差也能获得一个“同进士出身”，就能被外放实补正七品或者经人举荐，出任更高品级的官缺。所以，对于知县而言，每一个“举人”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自己的同事或者上级，肯定不敢轻易得罪。
即使“举人”于“会试”中落第，也具备做官资格，一般出任县丞或者主薄、教谕等知县的“佐贰官”，或者经人举荐直接出任知县。此等资格，知县自然不敢轻易得罪，为自己树立日后的官场政敌。
所谓“古之四民，士农工商”，“士”排名第一，地位最为尊贵，也是维护皇权统治的中坚力量，统治阶层必须绝对保证其根本利益。拥有了“举人”功名，就等于跻身于“士”之阶层，就会得到统治阶层的特别尊重和格外照顾。出于这种目的的考虑，封建统治阶层给予“举人”和知县平等的社会地位，并免除其和家人徭役田粮，甚至免除挂靠在其名下田亩赋税的特权。
也就是说，就算“举人”不进入仕途，也会成为拥有和知县同等地位的大地主，同样是知县不敢轻易得罪的嚣张群体。
除此之外，前往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们，还拥有乘坐朝廷派遣的“公车”待遇，“公车”之上插有黄旗，有着“天子门生”的意思。此等荣耀，别说是知县，就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怕也是不敢轻易得罪。
若将秀才比作秩序白银，那么举人便算是荣耀黄金了，嗯，至少七颗星。
《新昌书.选举志上》：“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取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
科举制度自大昌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宴请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至于宴请费用，很多时候是由朝廷负责的，还有实行AA制的——咳，不错，你没有眼花，古人也挺时尚挺会玩的。哦，也可视之为“谢师宴”。
“鹿鸣宴”是为乡试后新科举人而设的宴会，起于大昌，楚定沿用。据《新昌书·选举志》记载，“鹿鸣宴”是大昌地方官员为本地新科举人举办的一种宴请，时间一般放在发榜的次日。因宴会上演奏《诗经》中的《鹿鸣》篇助兴而得名，是在周代“乡饮酒礼”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聚会形式。
在鹿鸣宴滥觞的昌代，鹿鸣宴已经完成华丽变身。在宴会中，增添《诗经》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与《节南山》等乐章，吹笙鼓簧，宴乐熙和，在文化品格上与乡饮酒礼相比更显得超迈脱俗。具备了序长幼、别尊卑、敦风励俗、教化天下等多种功能，鹿鸣宴因此为历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所重视，并由此长期盛行不衰。秦楚的鹿鸣宴依然非常盛行。到后来，菜肴中真的出现了鹿肉，此宴成了名副其实的“鹿鸣宴”，这一直盛行到大定。
补充一句，如遇大祀、中祀斋戒日期，将停止鹿鸣宴。
九月十三，江西布政使司衙署，乡试“鹿鸣宴”于此进行。
是日，正副主考官、提学官、提调、监试、同考及执事各官及往科不仕老举人均与宴。主考着朝服，会同各官先行谢恩礼，然后依次入宴。新科举人鼓乐导入，谒见主考等官后入座。开宴后，即歌《鹿鸣》之章，作魁星舞。
期间，解元公冯过作为新科举人代表还需赋诗以赞，此乃政治任务，不得推却，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殊荣，乃唱曰：
“石室宏开化二川，文场今岁不遗贤。莺凭暖律方迁木，鹤遇祥云必到天。随贡充庭知有路，乘风破浪去如船。龙墀唱第程途近，应在春余数日前。”
至若其它繁文缛节，比如行礼啊之类的，最后再起筷，由长者（尊者）先动，然后同时起筷，尊卑长幼等不可轻易僭越的礼节，就不一一赘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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