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颗种子的发芽，只有合适的温度和水分，一颗种子才会出现变化，发芽成为一株植物。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朕以为也适用于政治事务。
想要让西南诸土司的人民认同自己是大明百姓的一员，首先这些土司之中就必须先要有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感，其次是培养他们对于大明这个国家的忠诚。这是促成西南诸土司改土归流的内应。
其次，朝廷必须要有对于这些土司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威慑那些异心的土司首领，或是企图想要分裂中国的野心家。
之后，在政治上面，朝廷必须要割裂各土司部落之间的关系，避免这些土司部落联合起来反对朝廷的统治。
最后，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放在这些土司部落的上层人物，还要真正的去同这些土司部落的中层、底层民众去接触。
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只要各土司部落的中、下层百姓同朝廷一条心，那么即便是几个土司首领想要反叛朝廷，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起来。
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以政治手段进行分化，再积极传播文化教育，那么朝廷就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大明百姓。”
崇祯提出的改土归流主张，本质上同文官集团们的理念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崇祯所提出的保持外部压力，促使土司部族内部发生变革的方式，却相当的令人耳目一新。
从大明开国以来，历代的皇帝和文官就一直推进着，把西南诸省的宣抚司纳入到流官体系之中。
但是虽然文官们秉持着这个理念，却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西南各土司的改土归流工作。
基本上每一代文官都有自己的改土归流设想，有些人喜欢动用军事，有些人寄希望于教化，还有些人则想要通过收买小土司的背叛。
正因为没有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所以西南改土归流的效果总是发生反复。
不过凭借着大明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人口优势，西南诸土司终于被迫放弃了富饶的平原地带，退回了深山老林之中。
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范围是扩大了，但是各土司民众同后迁移而来的汉民之间的矛盾，却变得激烈起来了。
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衰落下去的明朝，终于激发起了这些西南土司首领的野心。奢安之『乱』正是西南土司对于2百多年来明朝在西南各省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反击。
只不过西南叛『乱』土司无法同东北建州女真比较的是，西南各土司之间矛盾重重，没有出现一个统一西南各土司的领袖人物。且这些土司占据的土地，都以山林为主，只有少部分的平地，无法积攒起大量的军资。
最后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土司制度，虽然保证了土司首领对于领地的控制权力，并可以借此抵御中央朝廷的直接统治。
但是这种土司制度也同样束缚住了这些土司首领，把西南各土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
对于西南土司制度的弊端，朝廷中的大臣们看的很清楚。因此虽然当初奢崇明叛『乱』声势浩大，但是内阁从来没有派出过一个重臣去坐镇西南平叛，而是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
虽然四川、贵州距离大明的财赋根本重地并不远，沿着长江而下就是湖广和江西之地了。但是朝廷派出的援军，也只是陕西的一路军队而已。
崇祯提出的解决朝廷同西南诸土司之间矛盾的新政策，让黄立极看到了，平息奢安之『乱』，同彻底解决西南土司不时叛『乱』的麻烦。
黄立极思考了半天，还是出声赞成了关于崇祯对于西南诸土司的新政策，但是对于西南都督府他还是保持着忧虑。
“陛下，西南都督府统管两省军队，现在让一介武将主持，老臣认为还是不妥。就算秦良玉对朝廷忠诚可靠，但是陛下还是需要提防军中出现藩镇的苗头。
且四川、贵州都是山高林密之地，又是交通不便之地。若是军中出现藩镇，只要封锁入川之道，就能盘踞川贵自成一国。昔日汉高祖、刘备等莫不如此，因此臣希望陛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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