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和王在晋不同，后者在辽东作战方略的主张上受挫被赶去南京之后，『性』格就变得谨小慎微了起来，因此当他被崇祯召回北京时，表现了对皇帝的惟命是从，这也就为其他大臣们所诟病了。
而前者入仕虽然也有近20年，但是因为其父的缘故一直没能获得重用，毕竟朝野上下并不希望出现父子各主一方遥相呼应的局面。
所以杨嗣昌颇有些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也是崇祯一力主张将其调到了杨鹤身边，让他帮助其父治理陕西，方才算是让他实现了一些政治上的抱负。
不过对于杨嗣昌来说，陕西任官的生涯并没有让他心满意足，反而更促使他想要真正获得一个主政一方的机会，好让他毫无阻碍的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接任了王永光兵部左侍郎的职位之后，他便不满于现在兵部被总参谋部架空的状况了。虽说总参谋部设立时，立意是战时成为皇帝指挥军队的助手，平日里则维持军队日常训练及对军官团进行管理。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理论上都是总参谋部的上级单位，但是在现实中的『操』作之后，总参谋部反而隔离了五军都督府、兵部和军队之间的联系。
对于五军都督府来说，他们倒是没什么意见，毕竟早在百余年前，兵部已经夺走了五军都督府的大部分权力。但是对于兵部官员来说，总参谋部权力的膨胀，无疑是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的。不管是武臣的升迁还是军备的制作，原本都是兵部官员的钱袋子。
只不过兵部官员的抗议显然抵不过后金军队的入侵，崇祯二年后金绕道入侵时，兵部官员的无能和武库的腐败，使得皇帝亲征击退后金大军之后，回到京城便对兵部进行了一场大清洗，使得敢于和皇帝抗命的兵部官员，或是革职或是流放，事后兵部官员分批进入了官校进行重新教育，从而让皇帝彻底掌握了兵部。
但是对于杨嗣昌这样的新晋人员来说，总参谋部架空兵部的局势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其上任之后便开始收集双方职权冲突的资料，并于今日跑来晋见皇帝，试图重新梳理五军都督府、兵部和总参谋部三者之间的职权范围，以束缚住越来越庞大的总参谋部。
对于杨嗣昌整理出来的资料，朱由检倒是很有耐心的看完了，但是对于他提出的明晰三者之间的职权，以约束总参谋部的权力扩张，朱由检倒是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
以总参谋部为核心，确切的说，应该是以陆海军联席参谋会议为核心掌控大明的陆海军建设，在参谋会议之上成立一个由文职官员组成的国防部来领导，才是朱由检心目中最为合适的军队上层架构。
军官组成的参谋会议负责如何打仗，而文职官员组成的国防部则控制着预算和作出战略上的决定。如此一来，军队不必担心由一群外行来领导自己，而官僚集团也不必担心武人的权力不受控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
只不过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这样的机构重建还不是时候。毕竟五军都督府现在是勋戚们少有的可以出任官职的地方，虽然崇祯已经极大的缩减了勋戚在五军都督府的任职，但十年时间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新的任官机制。
至于兵部的官员们在整肃之后虽然变得老实了许多，但是总参谋部成立的时间还是太短，参谋军官们毕竟还是过于年轻，难以和官僚集团在官场规则下进行博弈。
是以崇祯宁可保持着现在的暧昧状态，以便自己随时可以『插』手双方的权力争斗，在他的偏袒之下，官僚集团显然是无法压制总参谋部的。
杨嗣昌的主张固然很有想法，但是在崇祯看来，手上的这份计划书还是超前了十年，也许十年之后来考虑这个问题，才是最为合适的。
看完了手上的计划书，崇祯深思了十来分钟，方才对着杨嗣昌说道：“杨卿的想法还是很有见地的，朕觉得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皇帝的话语顿时让杨嗣昌的精神大为振奋，就在他聚精会神的继续听下去时，崇祯却突然转折道：“…但是，朕并不觉得目前是调整三个衙门职权的好时机。
杨卿想必应该知道，我们的军事改革计划尚没有完全落实，我国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军队的武装力量现在还不到30万。剩下的160余万武装力量，只能称之为准军事力量，让他们维持一下地方治安尚可，将他们调往前线和敌军作战，无疑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因此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军队的重新整编和装备更替才是朝廷优先关注的大事。想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容忍总参谋部的部分逾权之举，否则我们就是在阻碍军队改革计划的实施。
像大明这样拥有辽阔疆域的国家，30万陆军是无法护佑住整个国家的安危的。如果一个国家连国民的基本安全都保障不了，谈论军队的权力过不过大，朕觉得毫无意义…”
杨嗣昌显然没能预料到皇帝的转折会来的如此之快，一时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不过他毕竟在陕西接触了一些地方民情，知道崇祯说的军队弊症并不是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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