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之后，也就失去了向各地地主们加税的权力，毕竟各郡的郡政府都控制在乡绅手中，没有了乡绅们的协助，英王就无法提高土地租税。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农民倒是比大明的阶级兄弟要幸福的多。在大明因为有一个成熟的文官统治机构，所以缙绅们采取的是阴奉阳违的抗税办法，就是把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税务转嫁到自耕农身上去。而在英国，因为王权的虚弱，郡政府的乡绅们就把国王的加税命令给丢弃在一边了。
这两种不同的抗税方式同样也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大明这边是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导致税收的征收比例逐年下降，这些人把怨恨集中到了朝廷和缙绅头上，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是各地揭竿而起的局面。
但是在英国，因为乡绅们对于国王征税命令的直接抵抗，使得他们在地方上成为了自耕农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并进一步控制了地方上的事务，从而加强了乡绅们反抗国王的底气。
不过这只是库尔缠不看好查理一世的原因之一，之二么就是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之后实施的加征税收方式。既然不能从土地税上想办法，查理一世自然就要从其他方面想办法了，只不过他的选择并不多。
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留下的政治传统，国王想要增加税种和土地税的比例必须要征得乡绅们的同意，要不然就只有出卖王室拥有的土地来填补亏空了。后一种方式也是英国清教徒迅速扩张的原因，因为王室拥有的土地大多来自于对天主教会没收的地产。
查理一世想要转向支持天主教以赢得罗马教廷的支持，以赢得英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发言权看起来很是精明，但实质上却是愚蠢之极。因为在过去百余年里，英国的清教徒们正是吞食着英国天主教会的尸体成长起来的，国王在宗教信仰上的转变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清教徒们过去以低廉价格从国王手中购买到的教会地产，是否要归还教会？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正是依赖着清教徒们的坚定支持，把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们给打压了下去，而查理一世却试图抛弃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去向一群摇摆不定的天主教徒们献媚示好，这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么。
不过查理一世手下的税收部门还是相当出色的，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绕过议会和不必出卖王室地产的办法，来增加国王的收入。
那就是是增加日用消费品的流通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这是国王所拥有的权力，不必再经过议会同意。而且征收这两种税收并不需要通过地方郡政府，只要国王直接对自己的税收官下命令就可以了。
英王的加税方式对于大明人来说简直是毫不陌生啊，我大明神宗皇帝早在几十年前就向各地委派税监这么干过了。这样的征税虽然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但是却让神宗皇帝的名声在知识分子和商人口中臭了街。
查理一世的税收官同样不比大明的税监们清廉多少，一名英国普通海关官员的年薪是30英镑，但是其灰色收入是年薪的2—3倍。而且英国此时实施的是包税制，也就是说国王可以把收税权出卖给商人，让商人去征收一定时间内的税收。这几乎和宫内派出税监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收钱的是国王，而另一个收钱的内库而已。
即便是依托着东厂、锦衣卫和各地的官府，税监激发的民变也是此起彼伏的。英国的税吏们引发的民众怨恨自然也不小，只不过在库尔缠看来，这种强征税收的真正后果还没有真正引发出来。
对于英国社会有所研究的他认为，查理一世强征的税收实质上正好变成了城镇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
依靠着制造业发展起来的英国城镇，其中最大的一项制造业就是毛纺织业。光是英格兰就有超过20万的纺织工人，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西南部、东盎格利亚、奔宁地区。不过在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之前，纺织业并不算是一个稳定的产业。他们不仅要面临外国的竞争，还要受到欧洲连年战争的影响。
因此英国纺织工人最为烦恼的问题就是，他们经常存在着半失业状态。工厂的订单总是小于他们的生产能力，迫使这些工人们不得不半日工作，半日发呆。不能完全的把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出卖出去，也就使得工人家庭无法确保收支平衡。
比如在奥尔纳姆市，十分之一的家庭需要定时从济贫税中获得补助，还有近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家庭有时需要领取救济物资或补助（燃料或衣物）。
所以工作对于制造业的工人们来说是关系着生存的重大问题，但是英王对出口货物的增加税收，特别是对英国出口的大宗货物毛纺织品的加税，就是在削减英国毛纺织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了。
早在1565年，英国呢绒出口就占到了英国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78%，到了17世纪30年代，呢绒的出口价值依旧占据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额的四分之三。由于英国的呢绒产业所需羊毛完全出自本国自产，因此在呢绒业的背后，还存在着乡村地主和羊毛商人的庞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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