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北平城
高大宫墙内外壁垒森严，殿阁重重。
前门大街外车马如织，戴着瓜皮小帽的商贾平民之流，举凡见到沿街拎着鸟笼子，带着豪奴的八旗子弟隔上老远便躬腰打千，这些爷们儿都得罪不起。
即便是如今北方大荒的年月，京畿重地也很少能见到大群受灾饥民，不是这些北上的灾民不想进京求一条活路，而是都被阻挡在天津卫静香河一线，或是北直隶保定府内，不得滋扰皇城重地。
北平城内人声嘈杂，一片太平盛世的祥和平静氛围。
那一日在军机处遇着了难决之事，不得已之下，额勒和布随着礼亲王世铎进宫觐见皇太后，细陈详由。
宫里为如何处置也犯了难，这种外藩一国国王，王后齐齐来朝的事儿，大清朝二百多年来也没遇上几回，没有前例可循。
礼部官员只能从故纸堆里面翻找出前朝事例，比照着办理。
斟酌数天之后，朝廷颁出圣旨，由大洋王国进京觐见的代表明远伯爵朱伟接旨，令其即日进宫，面呈圣上。
实际上此时，王后顾柳烟一行已经抵达广州府，探视病势业已大好的两广总督顾延川，一家人见面自然是惊喜交加，这里且按下不提。
朝廷没有明令允许，两广总督府自然知道王后私下驾临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因此秘而不宣，外人无从知晓。
单只论紫禁城中，正在为如何处置此事而烦恼。
大清朝的藩属国体制前后200多年。在这200年时间里，大清朝固守着古老的宗藩朝贡体制，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势日渐孱弱，未能抵挡住来自西方的殖民冲击，宗藩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了。
大清朝的“藩属国”、“属国”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宗藩关系，是真正意义上的属国，有的则是一般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关系，实际是外国。
在大清朝眼中，“咸奉正朔，勤职贡”，无一例外，全都是天朝上国的藩属国。
近代以来
大清朝与其周边的国家有非常频繁的交往，如朝庭把朝鲜、安南、琉球等周边国家视为“外藩”。
这“外藩”之说，则意为“在外之屏障”。
在大清朝看来，镇守边地的藩王或者藩镇构成了京师之屏障，而边疆的诸族或周边的国家则成为屏卫天朝上国的边疆。“外藩”与“藩服”、“属国”、“藩部”、“藩属”、“藩国”等词的意思差不多，都可以指臣属的边疆民族各部及周边邻邦。
“内藩”指称国内的蒙古、西藏、回部等边疆民族各部。新疆卡伦以外的浩罕、安集延、布鲁特等部族，清廷都统称其为“外藩”。
乾隆帝就曾经称哈萨克、布鲁特等“究属外藩部落”，这里的“外藩部落”在乾隆帝的语义中为“属国”之义。
英国、俄国、日本等从来未曾臣属过的国家，清朝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避免使用具有臣属意味的“藩部”、“藩属”、“属国”等称谓，而大多会使用“外藩”加以称呼。
所以在圣旨中，对大洋王国也称之为“外藩”。
明远伯朱伟在接旨之后进宫，面见光绪皇帝并且呈上了诚意满满的贡单，内含英制单打一步枪二万支，子弹200万发，60野战火炮50门，阿拉伯骏马200匹，阿拉伯美女100名，钻石玛瑙若干。
朱伟还带来了大洋王国国王李福寿的亲笔秘信，直接送呈光绪皇帝御览。
这是一笔丰厚的贡单，隐含着一手硬一手软之意，令满清朝廷不得不慎重从事。
普通蕞尔小国，可拿不出如此大手笔。
外藩可以划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二类。第一类是新疆、西藏和蒙古这样的内属外藩。
第二类是哈萨克、布鲁特、越南、朝鲜、琉球、缅甸等位于境外的外藩，是为“不属的外藩”。
朝廷上的“内”、“外”意识比较强烈，其中理藩院“掌内外藩蒙古回部之政令，控驭抚绥，以固邦翰”。
清朝在定鼎中原后就具体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进一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岂知我国家中外一统，西北辟地二万余里，累译皆通。而西藏喇嘛，久隶天朝”。
雍正五年，清廷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行使管理权；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西藏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些措施使清朝对西藏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
在乾隆朝，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之后，西北边疆就已全部纳入清朝统治范围，最后奠定了清朝疆域的版图。“今准噶尔全部荡平，伊犁皆为内属”。
清廷在伊犁设立官衙，派驻军队，其管理等同于内陆，清廷在南疆各城派驻大臣、总兵，总理伯克事务，并对伯克授予各类品级。
清朝将位于国境之外（即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外）的部族与国家都看成境外外藩。如新疆境外的哈萨克、布鲁特、浩罕、爱乌罕（阿富汗）、温都斯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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