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一体纳粮当差是国策，是利在千秋，但执政也不能只在田赋上积极做文章，而在商税改革上磨磨蹭蹭！商税增加改革试点这件事，是不能拖的，眼下我们得积极进言这件事。”
袁可立这里也正在和韩爌、毕自严这些大臣们小聚，而毕自严则在这时候又提起了商税改革增加试点的事。
“没错，不能只让我们民籍士绅受损，他商籍士绅不但毫发无损，还更受天子青睐，得一老成谋国、革新除弊的美誉。”
袁可立因毕自严提起这事，也就回了一句。
“虽说是试点，只怕也没那么容易，商税迟迟未加征，主要是还是陛下圣明，知道这事急不得，现在冒然进言，未免会惹怒陛下，给方党以可趁之机，还是从长计议才好，凡事急躁不得。”
韩爌自从落水后，就开始意识到天启帝不但不容和他作对的大臣，还不容只知道混日子的庸臣。
也因此，还恋栈权位的他就不得不也开始在其位、谋其政，但因为他也是民籍士绅阶层出身，其家在山西是大地主，又加上和方从哲本就不对付，所以，他现在也就和袁可立、毕自严这些人比较亲近。
而韩爌在朝堂上待的时间比袁可立和毕自严久，也多了不少经验，所以就开始劝袁可立和毕自严这些人不要急躁。
因为，韩爌清楚记得当年东林党之所以有那么惨的下场，就是太过急躁，恨不得当即就给方从哲安一个弑君的罪名，把所有非东林党的人都清洗干净，完全忽略了大明的真正主人是天子，甚至还直接把天子视为仇寇，也就遭受到了残酷的打击。
所以，韩爌也就在这时候如此劝着袁可立和毕自严，他希望自己这些和方党不对付的大臣，也要学会韬光养晦，学会顺势而为。
“阁老说的也对，孙子云：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人无常态，事无常规；这世上事，难就难在难以预料；譬如，方党他们急着稳固国本，想确立太子，以稳权势，和当年东林诸君子一样，在张江陵一党失势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想以立国本之事清除异己，弱化阁权，强台谏吏部之权，结果陛下圣明，体察出这里面的意思，言私立储君者，立斩！如今，想必方党之人也很失望吧？”
袁可立笑了起来。
常年带兵的他，熟读兵书，所以经韩爌现在这么一提，他也就很快领悟过来，而不用像韩爌这种只在京城翰林、礼部这些清贵衙门任职的文官要经历过几次大的动荡和波折才能领悟。
“那就等吧，等圣意想收商税的时候。”
毕自严回道。
……
“朕无时不刻不想收商税，但是，这袁可立、毕自严这些人，一个带兵打仗很厉害，战略与战术都堪称当世一绝，一个理财抚民搞内政是一把好手，但都格局不够，只想着借改革事对付方从哲和商籍士绅，怎么就不能跳出来，看看这天下，有没有比对付方从哲更需要对付的人，收拾方从哲，只需要一道圣旨就可以，可收拾某些外来势力，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朱由校在通过东厂得知了这些朝臣间的言论后，就在心里如此腹诽道。
在朱由校这个皇帝看来，方从哲的确不算什么威胁。
而他用方从哲这个首辅也用顺了手，倒也不想轻易换人，毕竟他不得不承认，方从哲的确在体察圣意与执行政策方面都不错。
不过，从袁可立等人的角度而言，如果不推翻方从哲，那他们都会同韩爌一样，一直都不能在权力的金字塔上更进一步，也不能在改革的事上有更大的话语权，自然也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完全有能力地去剥夺别人的利益。
方从哲在这个首辅的位置上待久后的确是会遭人恨的。
这就是皇帝和大臣们想法不同的地方。
皇帝不想换首辅。
但大臣们无时不刻不想换首辅，然后重新分蛋糕。
然而，如韩爌所言，世界一直是在变化的。
方从哲当首辅当的越久，他的党羽就越多，质量就越是良莠不齐，清醒的官员还好，不清醒的就越发的只认为方从哲不会倒台，而自己完全可以依靠方党的势力无法无天。
台湾知府易廷谏就因为仗着自己是方党的人，而把朱由校移民开发台湾的计划变了味。
虽说被安排到台湾的汉人都是罪犯或流民，但朱由校主要是借此机会让他们在台湾繁衍，同化当地土着，使得台湾更加的内地化。
但易廷谏没有这个领悟，也没有把这些汉人当作是自己同胞的民族意识，而是把这些汉人当作了他可以随意处置且可以中饱私囊的财产。
易廷谏把这些汉人以一定价格的方式直接卖给了佛郎机人或者流亡海外的反动士绅。
而佛郎机人则把这些汉人圈在自己的殖民区内进行奴役，逼其为自己做工做活。
“快点！赶紧上船！”
鸡笼港，移来的汉人正成批成批的被赶到佛郎机的船上去，稍微慢一点，就会被直接毒打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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