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下，大量资源向工业倾斜，环保标准长期滞后于发展速度，监管体系也尚未健全。客观上形成了以GDP增长为单一导向的发展惯性。不过，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代价日益凸显，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非常明显的就是，之前追求的是“又快又好”发展，如今更强调“又好又快”发展。别看这“快”和“好”的顺序调换，背后是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向——从速度优先到质量优先，从规模扩张到生态承载阈值约束。”
杜家乐说道：“但是，这些转变需要时间，需要徐徐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一刀切”。否则会出现大乱子。我一直赞成你推动环保治理，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厘清权责、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最现实的问题，一是关停企业职工安置问题，据我了解，江城市关停企业涉及职工近3万人，这些职工如何安置？而且很多职工年龄偏大，再就业难度极大，技能单一、社保接续困难，倘若关停这些企业，职工家庭将面临断收风险，造成的社会震荡远不止于经济层面。二是经济发展问题。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我们只强调环保整治，不仅会加剧地方财政压力，导致公共服务缩水、基础设施投入乏力，甚至影响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保障，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为直接的就是，影响一部分干部的升迁。”
“没有政绩，很多干部无法晋升，这在现行考核体系下是不争的事实——GDP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额等硬指标，仍是干部评价的“指挥棒”。所以，你推动环保工作，就难以得到干部的普遍支持，甚至可能遭遇隐性抵制。上次你们江城市推动环保治理，有些区县就以“环保影响GDP”为由消极应付，有的甚至暗中为企业通风报信、拖延整改；而有的呢，看似积极整改，实则层层加码、搞“运动式”达标——要求企业三天内完成技改，却未配套技术指导与资金支持。这种做法，看似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变相的给你制造麻烦。所以当时玄章省长、雷亮书记来找我，要求暂停环保整治工作，我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基于对现实约束的审慎判断。”
“书记，您说得对，这两点确实是当前环保治理绕不开的“硬骨头”。但我想补充一个数据：去年江城市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住院人数上升22%，儿童哮喘发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这些健康代价，正以隐性方式持续透支着发展成果。职工安置难、GDP考核硬，我们不能回避。可若把生态承载阈值当作可无限延后的“弹性指标”，最终付出的，将是更昂贵的代际成本。”
江一鸣举例道：“就如前两年云滇省发生的一起水污染事件，造成水污染的化工企业虽然带动了就业，每年交了一千多万的税收，然而，造成的污染修复却需要耗资近三亿元，且修复周期长达八年。这还是最直接的经济账，更不用说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健康损害。”
“另外，我们招引的企业中，很多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倘若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将不会落户江城，甚至已签约项目也可能撤资。所以基于长远发展，还是现实考量，我们不得不推进环保工作。”
“至于您担心的职工安置与社会稳定风险，我已经在着手准备应对方案了。之前我已经安排市人社局与招引企业对接，重点梳理辖区内适配岗位需求，同步启动定向培训计划，转化下岗职工就业路径，估计能够吸纳约65%的转型职工。当然，同步给予过渡性安置补贴与社保接续保障，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不滑坡、权益有托底。另外，我准备寻找合适的位置，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孵化基地，引入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驻点运营，提供岗位匹配、技能认证、创业扶持“一站式”服务，同时配套建立下岗工人再就业一条街。估计能够消纳15%的职工。同时，与市里合规的同类型企业进行商谈，由他们承接部分分流职工，预计可再安置15%的职工。最后百分之五的职工，将纳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并由财政专项列支社保补贴与生活补助，确保“零失业、零断保、零返贫”。”
杜家乐没想到江一鸣已经规划好了应对方案，脸上浮起一丝欣慰的笑意：“思路很实，措施也很细。难怪你有底气来找我。不过，你让同类型的合规企业接收分流职工，他们愿意接吗？”
“我会设定一些优惠条件，比如每接收一个职工，就给予企业每年每人五千元的稳岗补贴，并在贷款贴息、用能指标分配上予以倾斜；同时，对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在年度评优、绿色信贷准入、环保专项资金申报中予以优先支持。最为主要的是，那些将要关闭的企业，他们留下来的市场份额，将由这些合规企业优先承接——这既不是施舍，也不是摊派，而是市场机制下的双赢选择，我相信这些企业会算好这笔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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