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牙制度是中国古代商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牙商便出现在牲畜交易市场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牙商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牲畜行业，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牙商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商品交换中。
明清时期，官牙制度正式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商业控制中，成为集商、官、吏于一体的商业群体，承担着监督商人、协助征收商税、维护市场治安和商业秩序等官方职能。
官牙制度的实施，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创新尝试。
政府通过行政发包的方式，将部分行政权力赋予具有一定官方性质的牙行，利用牙行的居间特性，掌握市场交易情况，提高征税效率。
牙行向政府领请“牙帖”开业，获得合法化的官方背景，同时向政府交纳牙税，替政府办事。
这种制度将牙行完全引入政府行政体系当中，实现了政府对市场的间接管理，减少了政府监督和决策成本，同时通过牙行协管市场，延伸了监管触角。
此外，官牙制度还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
符合主体资格的牙行需“官给印信文簿”方可营业，并需建立经营台账，记录客商信息。
政府通过公权力保障“官给牙帖”制度的实施，禁止私充牙行，并对包庇隐瞒的官牙埠头采取连带责任，以确保市场的公平交易和税收的准确征收。
知道“官牙制度”以后，魏广德就有过深入了解。
其实，这已经说大明商税的一种尝试了。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税收并没有全部实现，大部分落入官吏和牙人手里。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明朝官府并没有产生通过牙行收取商税。
官府从牙行收取的银钱，发放牙贴的行为，本质上更加接近后世的印花税。
也就是根据民间交易，牙行按照交易金额收取一定的税钱，起到中介证明的作用。
印花税是对在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因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作为完税的标志而得名。
但是对交易额来说，明朝并没有正如如同后世那样的营业税、税金附加和消费税。
魏广德盘算的大明商税，因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如今成为朝堂百官们口中的祖制，动起来颇为麻烦，他也懒得和这帮人打嘴仗，还要拉帮结派也是麻烦。
后世来人，自然脑瓜子比较灵活。
其实，也不是说后世人就比较聪明，不过是见识的东西多了，可以借鉴的办法自然就多，其实也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
既然正面硬杠麻烦，那就绕过去，只要目的达到了，也是一样的效果。
这次，魏广德提出在月港加税，其实本质上就是利用月港交易缺失的一环，也就是官牙。
以后进出月港的货物，都必须登记价格，牙行开具票据作为交易鉴证，同时代替官府收取三成商税。
月港投石问路，摸索出一套经验来，以后在需要的时候直接推向全国。
这里，还必须说说魏广德谨慎的一面，那就是非不到万不得已，这条税法就不拿出来说。
不是他魏广德舍不得交这些税银，而是贸然推出，还是针对全国征税，那后果必然严重，势必引起那些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家族不满，认为朝廷在抢他们的钱。
这次，朝廷需要银子弥补亏空，有张居正和王国光在前面顶着。
魏广德敲敲边鼓，也就把事儿糊弄过去了，不用他直面那些海商。
说起来，他其实不知不觉中也算成为海商中的一员，要是被他们知道他在“吃里扒外”，影响终归还是不好。
而全国征收交易环节的商税是在什么时候呢？
魏广德其实也有想过，那就是在发生朝廷严重财政危机的时候拿出来。
这时候有个好处，就是为了环节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最起码，绝大部分官员会站在他这一边。
大明的进士，终归在骨子里还是崇拜才学，歧视商人的。
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和铜臭为伍，但自认为也是高人一等，其实不愿意主动和商人合作。
在他们心中的志向，终究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
朝廷出现财政危机，已经影响到治国甚至是平天下，那时候自然不存在其他考虑。
合适的政策推出，还是考虑在适当的时间，否则很容易出现好政策因为生不逢时而半途夭折的情况。
魏广德知道这些，所以这个时候利用张居正提出的财政亏空，正好用月港加税尝试弥补，收集经验，完善整个政策。
有了这么多考量，所以在张居正问出要如何征税的时候，魏广德也是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朝廷在月港施行官牙，统制市场、管理商业，顺便就把这部分加征关税给收了，进出货物接收三成税，交市舶押运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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