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被自己的惊叫声唤醒。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窗帘缝隙透进一点微弱的路灯光。我躺在床上，浑身被冷汗浸透，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挣脱出来。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到我现在还能闻到梦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还能看到老顾最后那个笑容。
我摸索着打开台灯，暖黄的光驱散黑暗，却驱不散心头的寒意。床头柜上的电子钟显示着3:07，距离我入睡不过两小时。
梦里的每一帧都清晰得可怕。
那也是一个春天，但梦里的春天没有花香，只有医院走廊里永远散不去的消毒水味。老顾不是在办公室晕倒的，是在家里，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我记得梦里的声音，我妈惊慌的叫声，瓷器摔碎的脆响，还有我自己颤抖着拨120的声音。
救护车的鸣笛划破夜空，红灯在车窗外一路闪烁。我坐在车里，看着医护人员给老顾做心肺复苏，看着我妈死死握着他的手，指甲掐进自己的掌心，渗出血来。
军区总院，还是那个心内科。但梦里的医生脸色凝重得多。“情况很不好，”他说，“顾司令的心脏功能已经严重受损，这次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叫心理准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陌生得不像是我自己的。
医生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胡杨阿姨是连夜从北京赶来的。梦里的她老了十岁，眼角的皱纹深得像是刀刻的。她一到医院就开始打电话，一个接一个，声音从焦急到绝望。
“李主任，您一定要来看看...”
“王教授，您在国际上见过这样的病例吗？”
“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钱不是问题...”
每个电话都以同样的沉默结束。胡杨阿姨挂掉最后一个电话时，手机从她手中滑落，摔在地上，屏幕碎裂的纹路像一张蛛网。
我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动不动。我走过去想握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冷得像冰。我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走廊的灯光太白了，白得刺眼，白得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像鬼。
时间在梦里变得粘稠而缓慢。监护仪的声音成了唯一的节奏，嘀，嘀，嘀，每一声都在倒数。
然后那个声音变了，从平稳的嘀嘀声变成了尖锐的长鸣。
医生和护士冲进病房，门在我们面前关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一群白大褂围着病床，看不见老顾，只能看见监护仪屏幕上那条疯狂跳动的绿线。
我妈终于动了。她站起来，走到门前，额头抵在冰冷的玻璃上。她的肩膀开始颤抖，先是轻微的，然后越来越剧烈。我走过去抱住她，发现她在无声地哭，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抢救持续了多久？梦里没有时间概念。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是半天。当门再次打开时，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是深深的疲惫。
“暂时抢回来了，”他说，“但顾司令的情况很不稳定。他的心脏...已经到极限了。”
“什么意思？”胡杨阿姨问。
“意思是，下一次可能就...”医生没有说完，但我们都懂了。
我妈的身体软了下去，我用力扶住她。她的重量轻得吓人，像是所有的生命力都在那一刻被抽空了。
梦里的日子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等待。胡杨阿姨找来的专家们进进出出，每个进去时都步履匆匆，每个出来时都摇头叹息。他们用各种医学术语解释着老顾的情况，那些词我大多听不懂，但听懂的部分就够让人绝望了。
“心功能衰竭晚期”
“不可逆损伤”
“生存期可能不超过...”
我妈开始拒绝进食。我劝她，胡杨阿姨劝她，护士也劝她。她只是摇头，眼睛一直盯着那扇门。第三天，她终于开口说了梦里的第一句话：“他疼吗？”
没有人能回答。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老顾的情况再次急转直下。这次连抢救都没有了意义。医生把我们叫进办公室，说的还是那些话，但这次多了一句：“如果顾司令自己不想坚持了，我们尊重他的意愿。”
“什么叫他自己不想坚持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吼，“他昏迷着，他怎么表达意愿？”
医生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也有无奈。
那天晚上，我和我妈守在病房外。胡杨阿姨在里面，坐在老顾床边，握着他的手，轻声说着什么。我从门缝里看见，她的肩膀在颤抖。
凌晨两点，监护仪的警报又响了。但这次，医生没有冲进去。
护士走出来，轻轻地说：“顾司令醒了，想见你们。”
我和我妈走进去。病房里的灯光调得很暗，老顾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瘦得脱了形，脸颊凹陷下去，只有眼睛还亮着，但那光亮得异常，像是燃尽了最后的生命。
“小飞，”他的声音很轻，轻得我要凑很近才能听见，“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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