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线传回的战报清晰表明，尽管熊军在过去七年里规模急剧膨胀至一千多万兵力，但其实际战斗力并未得到显着提升。
熊军的新兵主要来自于被强制征召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些人往往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对于战争的理解也非常有限。他们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比如战术意识、战斗技能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这使得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士气也异常低迷。
而熊军的指挥官层更是问题重重，官僚主义盛行。这些指挥官们往往只注重形式和表面功夫，对于实际的战斗情况了解甚少，决策过程缓慢且常常脱离实战需求。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如何带领士兵取得胜利。
刘铮将军在战前就对熊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敏锐地意识到，熊军很可能会从第一次与华夏自卫军交战的惨败中吸取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在航空基地的防卫方面，熊军肯定会特别重视，增派大量的防空部队和混凝土掩体，以确保其空中力量的安全。
不仅如此，刘铮将军还推测熊军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在战场上部署密集的反坦克障碍。这些障碍将给华夏自卫军的装甲部队带来巨大的麻烦，使得进攻变得异常艰难。
因此，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他并未将完整缴获熊军航空基地作为硬性指标，而是基于情报分析，制定了弹性策略。核心策略是：若能以最小代价、兵不血刃地控制机场，通过特种渗透破坏敌方指挥链，自然是最佳结果；倘若攻坚难度过大，遭遇顽抗，则退而求其次，确保彻底瘫痪这些关键飞行枢纽即可，通过精准爆破跑道和油库，使机场短期内无法使用。
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参与这次行动的那数十个精锐战斗大队，竟然都以超乎想象的高效率，成功地完成了预先设定的目标！而且每个大队都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突破了基地的核心区域，并将守军全部制服。
这一结果不仅为我方空军提供了极为强大的支援，更为整个战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战略转机。原本按照原计划，需要由我方空军去执行轰炸任务的众多熊国后方军事集结地，现在其中相当一部分目标，已经可以转而由特种部队和伞兵部队在突袭中缴获的熊军现役轰炸机来负责打击了。
这些被缴获的轰炸机虽然有些老旧，但却都完好无损，并且机载弹药也十分充足，完全能够胜任对那些目标的轰炸任务。
更值得关注的是战局发展的连锁效应。刘铮原本预计，为协助伞兵和特战队固守夺下的航空基地，我方将不得不投入大量空中力量进行支援，届时围绕机场的攻防战必将异常惨烈，消耗宝贵的战斗机资源。然而，根据当前态势分析，形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拥有了机场内缴获的熊军轰炸机群，我方得以实施远程火力压制，轰炸机群在华夏飞行员操控下，对熊军增援路线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那些试图反扑、夺回航空基地的熊军重兵集团，其作战难度已呈几何级数飙升。原因显而易见：在机场轰炸机群持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下，这些师团级单位能否顶着巨大伤亡，穿越火海和弹坑，最终成功抵达航空基地外围都成了巨大的未知数，更遑论发动有效进攻了。熊军的装甲纵队在行进中就被炸得七零八落，士兵们躲在掩体里瑟瑟发抖，指挥体系彻底崩溃。
从缴获的各类物资状况深入分析，熊军基层官兵的生活保障水平之低令人咋舌。众多基地的储备物资清单显示，面粉和土豆这类基础口粮构成了绝对主体，肉类和罐头等蛋白质与营养补给品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士兵每日配给仅够维持基本生存，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需要强调的是，这还仅仅是军队体系中待遇相对优厚的空军部队的伙食标准，至于陆军部队的补给情况，其艰苦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前线步兵常常数日啃食硬面包，饮水都需定量配给。
通过这一细节，刘铮深刻洞察到熊军整体战斗力低下的一个核心症结：熊军高层穷兵黩武，将国家资源近乎疯狂地倾注于军备扩张竞赛，却严重忽视乃至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基本生活福祉。这种畸形的政策直接导致兵员补充异常困难，兵源素质难以保证，新兵多为老弱病残。尤其对于以肉食为主要能量来源的欧洲人种而言，长期缺乏足够的肉类摄入，其日常训练的强度和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士兵的体能、耐力与战斗意志都受到严重削弱，在负重行军或冲锋时往往力不从心，战斗力自然难以维系。
当这样一支后勤匮乏、兵员素质堪忧的军队，遭遇到将“互相摸哨”——即在高度模拟实战环境下进行渗透、侦察与反制的对抗性训练——作为日常基础科目、视同家常便饭的华夏自卫军特战队、伞兵和侦察兵时，熊军想要成功包围并控制住机场，简直是天方夜谭。无论是孙德胜将军麾下的机动集团军，还是各大战区、各个营区的常规部队，“互相摸哨”都是锤炼部队实战能力的最基本训练手段，其核心目的就是全方位提升部队在复杂、危险环境下的作战素养，包括夜间潜伏、无声格斗和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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