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收低着头不敢看她，只是嗯了一声。
“好，真好，我就知道收儿是大富大贵的命。”王婶掉下几滴眼泪说，“去吧。”
庆收猛地抬头：“娘！我不去！”
王婶打断他，眼神里有种庆收看不懂的、深沉的悲伤和一种近乎决绝的通透：“那是你亲爹娘，骨头断了还连着筋呢，他们没孩子……也苦。”
“可我是王庆收！我是你和爹的儿子！”庆收急了，眼圈发红。
“你当然是！”王婶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永远是我和你爹的王庆收！这疙瘩，永远是你的家，你的根扎在这黑土里！”
她用力拍了拍庆收的胸口，仿佛要把这话拍进他心里。
“可孩子，你身上淌着的终究是两股血。闭着眼、堵着耳朵、假装看不见、听不见‘那边’的动静，那血就不会流了吗？那根就断了吗？”
王婶看着庆收迷茫又抗拒的脸，轻轻叹了口气，沧桑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去学学‘那边’的话吧，收儿。就算不是为了认他们，也是为了……认清楚你自己。认清楚你王庆收里头，还住着一个叫‘三穗’的娃儿，你得知道他是谁，是咋回事，你才能踏踏实实地做你的王庆收啊。”
王婶的话，像一把钝刀子，缓慢而深刻地割开了庆收一直试图包裹的伤口。
最恨日本人、被伤得最深的养母，竟劝他去了解“那边”。他望着王婶布满皱纹却异常清亮的眼睛，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茫然和一种无法抗拒的推力。
……
70年代初，带着王老头沉默的烟袋锅子味，带着王婶塞进包袱里几个滚烫的煮鸡蛋，带着刘瘸子塞给他的一本破旧日汉小词典和一句“混不下去就滚回来帮忙”的硬话，庆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东京的鸟山家，深宅大院，规矩森严。穿着和服的族人看他的眼神，像看一件出土的、带着泥土的旧物。他的日语磕磕巴巴，带着浓重的东北腔调，连仆役私下都偷笑。
家主兼爷爷，还有亲生父亲都曾经是关东军的军官。换言之……这些血缘上的亲人手中沾染着自己另一群亲人的血。
精致的庭院，精美的和食，都让他感到窒息般的陌生……甚至是恐怖。他笨拙地行礼，努力模仿着周围人的举止，却总显得格格不入。
于是比起和亲人培养感情，他更愿意待在鸟山家巨大的织造工坊里——谢天谢地鸟山家的产业他在中国就早已熟悉了，那里机器的轰鸣声，让他想起刘瘸子的小作坊，感到一丝熟悉的心安。
鸟山家的家主威严而疏离，对这个“乡下”归来的孙子并未表现出过多热情，若不是日本的经济又迅速飞涨，自己的大儿子又“劣迹斑斑”，他恐怕也不会去寻得这个小孙子。
家主只将他丢进工坊，从最底层的学徒做起。庆收、不，此刻的鸟山三穗，默默地承受着，他搬丝卷，学染布，研究复杂的提花织机，手上的茧子又重新厚了起来。
他依然沉默寡言，但眼神专注，学得极快，那些在刘瘸子那里打下的基础，那些在东北土布作坊里练就的对材料的敏感和对机器的理解，开始显现出价值。
三穗提出的改进织机效率、调整染料配比的建议，虽然用词粗朴，却往往一针见血。
夜深人静，在狭小的榻榻米房间里，他会拿出那本破词典，磕磕绊绊地“纠正”着日语。不是为了讨好谁，只是为了完成王婶的嘱托——去认识那个叫“三穗”的自己。
每一个生硬的日语发音，都像是在黑土地与东京庭院之间架起一座摇摇欲坠的桥。
几年过去，三穗凭借着他从黑土地带来的坚韧、从织机前磨砺出的精明以及对丝绸天生的敏锐，逐渐在家族中站稳了脚跟。他的日语依旧带着口音，却足够清晰表达，当他最终以过人的能力和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家主的认可，接过象征家主的印章时，庭院里樱花如雪。
他从此穿着笔挺的西装，举止沉稳起来。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在他西装内袋里，永远贴身放着两张纸条，一张写着“鸟山三穂”，承载着血脉与责任；另一张写着“王庆收”，那是他灵魂的锚点，是黑土地赋予他最深沉的底色。
三穗最终成了鸟山织造的掌舵人，他的丝绸布料、机器设计行销世界，在他主导设计的最华美的和服腰带纹样里，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那繁复的祥云与鹤纹深处，偶尔会藏着一道极其朴拙、近乎原始的几何线条，像黑土地上犁出的垄沟，沉默地诉说着一个叫王庆收的少年，如何在织机的经纬里，最终织就了自己的名字。
……
“王先生？”
“王先生？”
呼唤声像是从水底传来，费力地穿透了混沌的梦境。
轮椅上的鸟山三穗，眼皮沉重地掀开一丝缝隙，眼前的光线模糊，人影晃动，轮廓像是隔着一层浑浊的油。
他混混沌沌地想着这是谁？是工坊里新来的学徒？还是……靠山屯里的谁？记忆的碎片在吉林的垄沟和东京的织锦间无序地漂浮，一时抓不住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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