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新年前，朝廷在收到北线占领开原，实现包围圈后，隆兴帝经过同枢密院诸臣的商议，准允锦州节度使萧奕关于由宁武军节度使蒋子静统领一万关宁军年后会同戚建辉部作战的奏折。
等蒋子静接收到任命，距离大年三十只有五天了，但时间紧，他在同萧奕商议后，定下了腊月二十八校阅大军。
等到了这一日，萧奕没有出现，由其侄萧慕、锦州右镇统制汪亨出面，站在高台之上的蒋子静对于风雪天里关宁军的军容是满意的，诸部操演的同时，他将目光放到身旁的萧慕和汪亨身上。
他提出校阅关宁军，除了必要的熟悉以外，也是对关宁军内部的观察。
嘉祥二十二年的第二次东征失败，对西南系的打击最大，萧家就是例子，萧家传到萧慕祖父那一代还是伯爵，可一战结束，就什么都没有了，爵位没有了，部曲家丁也损失惨重，按理来说，萧家再度起复的可能性很小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即使萧奕在没有完全恢复其部众的情况下，在关宁军中出头的速度依旧很快，而且在得到上皇锦州节度使的任命后，对锦州关宁军的掌握也可以算得上扎实。
元从系仅从嘉祥四十年陈家部曲绕道穿越漠南，而锦州方面事前没有一丝异闻传出，便可知道萧奕的手腕了。
蒋子静方才巡视诸部，发现萧家的部曲不过一百来人，这让他十分惊讶，要知道他们这样的勋贵人家领兵是离不开其部曲家丁的，这是历史的遗留问题。
本朝开国诸勋贵虽然都是在太祖的领导下，但部队组成复杂，内部博弈不断，乱世之下诸将的猜忌保全之心常存，有原闯军的、明北方边军的、大西军的，还有江南起义之后逃奔太祖的义民。
要对抗后金首要问题就是整顿内部军制，于是就只能最小化，太祖在维持其本部的情况下，允许其余诸将建营，西南十三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所谓建营就是按明末的营兵制做本。宋明两代都是以文御武，也都出过善于治军、选将、统兵的名臣，明嘉靖年间最为人们熟知的当属胡宗宪，但胡对军制的影响不大。
嘉靖年间卫所制已经崩溃失效，这个时候，一个建立了对后一百年影响极大的营兵制雏形的人出现了——出生于弘治年间潮汕地区的翁万达。
翁万达在嘉靖初年入仕，由于名次不靠前，没有进入翰林院而是到广西做官，在嘉靖十七年的安南事件（莫氏篡位，勾结两广土官）中脱颖而出，随后在四川、陕西等地署理军务。
在嘉靖二十年，大同在历经兵变后军备糜烂，他被嘉靖帝挑选，从陕西调到宣大等地，督大同、宣府、保定等地军事。在这期间，他在卫所中挑选招募兵员，加以训练，以备战时，即标兵选锋，在这之后，卫所营兵双轨制贯穿了大明的后半段。
而要注意的是营兵制是募兵制。唐明两代不管是府兵制，或是卫所制，都是兵农合一的思想，并最终滑向募兵制，而宋代本就是以募兵制为主。募兵制的缺陷在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唐藩镇、宋岳韩吴家军、明戚俞家军。
在明后期，营兵制同家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卫所制下的地方世袭军官最终演变为行政官员，军事职能被以镇戍官为主的流官所取代。
万历时期的李如松长期位居总兵一职，任职时间很长，但是他的这个总兵先后在山西、宣府、陕西、辽东做过，随敕而来，随调而走。在流官形式下面对花钱招募而来的士兵，一个将领想要短时间内掌握辖区内的军队，只能依赖家丁这样的精锐士官团体。
而家丁虽然含家字，但不完全是私兵。嘉靖二十四年，明旨诏令，“令副、参、游、守等官自募家丁，执名在官，一体给粮”，也就是说家丁是朝廷授权将领招募的士兵，有编制，朝廷发饷银。
嘉靖年间，西北四将之一的梁震死后“家丁无所归，守臣以闻，令入伍，与衣粮，边将颇得其力”。
家丁与同汉末的豪强庄园部曲不同，作为镇戍官的将领一般是很少在本地有经济支持，基本依赖于朝廷的饷银。
营兵制和家丁的出现都可归结到钱的问题上，没钱就只能走少而巧的精兵路线。
将领对于家丁是极为重视的，着名的有李如松因碧蹄馆一战折损两百余人，痛哭不止，可见一斑。
尽管将领和家丁关系紧密，但朝廷对家丁是有限制能力的。万历三十七年长定堡失事，辽东总兵王威因防守不利，被熊廷弼弹劾而解职回卫，但是他人走了，他的五百家丁没走，被熊廷弼留了下来，以至于王威起复为大同总兵，还需要他的上司宣大总督跟万历帝和熊廷弼要人。
这种特殊情况，是由军事对手——蒙古的特性而定的，卫所制应对蒙古人的作战是适当，营兵制也是如此，因为永乐之后蒙古人就没有大兵团作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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