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骁川，现年35岁，生于四川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的牧奴之家。
年幼时，父亲为地主牧马，不幸坠崖离世；母亲又在饥荒中病逝。
幸得乡间落第秀才收留，他以替秀才放牧为交换，接受《千字文》《增广贤文》启蒙教育，学会基本的读写。
13岁时，茂州大旱，秦骁川逃至川西松潘草原，沦为牧马奴。在此期间，他苦练养马、套马、疾驰等技艺。
成年后，因不堪忍受土司欺压，他逃出草原，加入川西马帮。
此后走南闯北，足迹遍布陕西、甘肃、云贵、西藏等地，目睹诸多人间不平事。
因其性格刚烈英勇、办事公平且粗通文字，不久便成为马帮首领。
1851年，清廷为围剿太平天国，在四川各地强征“剿饷”，处处设卡收税，马帮生意难以为继。
秦骁川一怒之下，带着马帮弟兄落草为寇，做起了马贼。
他实行“三不抢”原则，即不犯贫户、医者、义塾，还提出“马上无贵贱，蹄下有青天”的口号，专劫官商富户。
其势力最盛时，麾下有数百骑。
1853年，他们遭到清廷重兵围剿，秦骁川不幸被捕，被关入茂州大牢，即将开刀问斩。
恰逢西军林凤祥部扫荡川西北，打破茂州大牢将他救出。
林凤祥赏识他的才能，邀他加入西军。秦骁川很是认同西军政策，便召集百来个汉、藏、羌马贼旧部一同加入。
此后，他到西军陆军大学学习两年。
西军组建骑兵旅后，经林凤祥推荐，萧云骧将他任命为骑兵旅军师，与多隆阿共事。
萧云骧五月中旬回到武汉，送走奥托、克里斯等人后，便督促各负责人，在武汉建立钢铁厂、学校、兵工厂等设施。
他留下林凤祥的第一军、黄文金的水师据守武汉，并沿江构筑炮台，以防与英国翻脸后，英军沿江而上攻击武汉。
赖文光留在武汉，统一指挥林凤祥的第一军、李秀成的第三军、黄文金的水师。
据守从四川汉中府到武汉的防线，并伺机压迫九江府的骆秉章。
而萧云骧自己则率领独二师、独三师、黄金爱扩编后的四千水师，以及新组建的骑兵旅。和左宗棠、李竹青、从武汉南下。
加上正在攻击常德府的陈玉成部，共计水陆大军七万余人，合攻曾国藩据守的湖南。
此时，湖北清军早被西军扫荡一空，湖南能战的清军，唯有曾国藩的湘军。
且湘军还在扩充训练中，曾国藩不敢与西军野战，只在长沙、常德、益阳等要点城市加固城防、构筑堡垒工事，因此西军一路进展颇为顺利。
5月21日，萧云骧率领大军抵达距离长沙城约150里的归义城（今汨罗市）。
归义城是座小城，城墙狭小低矮，城中人口不足一万。
驻防的百来名湘军，见西军大军压境，便撤回长沙，未发生战斗。
萧云骧将军队指挥权交给左宗棠，自己则和李竹青前往城外的骑兵旅驻地。
萧云骧对骑兵旅寄予厚望，颇费了一番心思。
骑兵旅成员有秦骁川的马帮人员、陆军学院政工系的毕业生，但主要人员，还是来自僧格林沁部万余蒙族降兵。
当时的蒙族地区，普通牧民遭受的系统性剥削，比汉民更为严重。
首先是经济剥削。
晋商因对满清建国立有大功，获特许在蒙族地区经商权，实行高利贷剥削和商业垄断。
他们赊销盐、茶、铁器等生活必需品给牧民，约定以未来牲畜偿还，年利率高达36%-72%。
牧民常因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无法偿还，被迫以牲畜、土地甚至子女抵债。
满清流传后世的档案中，就有喀尔喀蒙古牧民，因债务被晋商没收牲畜，导致全家沦为债主奴仆。
晋商还垄断蒙族市场，高价出售掺假茶叶、劣质布匹，牧民因缺乏选择权，只能接受。
如后世的MG国博物馆，保存的一本19世纪晋商账本显示，一匹劣质布可换牧民两头羊，利润超500%。
其次是宗教麻痹和压迫。
清廷推行“一子出家，五户免税”政策，鼓励男性出家为喇嘛，导致蒙族喇嘛占男性人口40%-60%。
喇嘛阶层不事生产，却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寺庙还向牧民征收“圣餐费”“祈福金”。
活H掌握司法权，牧民诉讼需献“赎罪羊”。
有清一代，蒙G地区的喇嘛，不断的举行大规模进藏熬茶活动。
其中一次活动，消耗物资，总计折合1.08万匹战马，534万只羊，54万担小米，这些都是由底层牧民承担。
三是迁徙禁令与资源枯竭。
清廷划分旗界，严禁越界放牧，牧民被困于固定草场，草场退化后无法转移，牲畜死亡率骤增。
四是劳役与兵役压榨。
牧民需无偿为旗主和王公服劳役，如筑庙、运输，同时承担驿站差役。
还要被满清征调四处作战，出征时，牧民需自备马匹武器，且阵亡无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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