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权力中心——下议院，气氛更为火爆。这里才是风暴的漩涡眼。
德比伯爵在党内的亲密盟友、实际负责下议院，保守党事务的本杰明·迪斯雷利，依照议会程序，对执政的辉格GZF，发起了凌厉的质询。
他没有挥舞报纸，而是优雅地将《北华捷报》轻轻放在讲台上，仿佛那是什么肮脏的东西。
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将矛头直指内阁首脑：
“我尊敬的首相阁下，帕麦斯顿子爵，”
他的目光投向对面ZF席上，那位以强硬着称的老人，
“我想请教：当帝国的荣耀被玷污时，ZF所宣扬的‘谨慎’，究竟是为不列颠赢得了尊重，还是仅仅为我们在远东的敌人，赢得了备战的黄金时间？”
他不等对方完全回应，便步步紧逼：
“曼彻斯特的棉纺厂主担忧市场，而朴茨茅斯的工人渴望工作。”
“阁下，您的犹豫究竟在权衡什么？”
“是否您那通常果决的判断力，已被某些过于‘亲东方’的官僚——比如我们那位‘汉学家’密迪乐领事——所提供的悲观报告所麻痹？”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身上。
这位年逾七旬的首相，以其强硬的对外政策闻名于世。
他面色沉稳，并未因迪斯雷利的尖锐指控而动容。
他深知，尽管迪斯雷利在攻击他，但此刻席卷议会的这股主战情绪，与他本人一贯的“炮舰外交”理念不谋而合。
那份来自包麟和密迪乐的警告性报告，在议会和舆论的狂欢下，已从一份值得警惕的评估，变成了一个需要巧妙处理的政治负担。
他内心或许比他的批评者们，更渴望采取强硬行动，但作为首相，他必须权衡全局，并选择最有利的政治时机。
就这样，由上议院定调，在下议院发力，保守党成功地将这一事件，炒作成席卷朝野的政治风暴。
而帕麦斯顿则冷静地观察着、引导着这股力量，准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帝国外交部陷入了空前的压力。
但压力并非来自不知所措，而是来自如何驾驭，这股已沸腾的民意。
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早已焦头烂额。
他案头摆着包麟与密迪乐谨慎的评估报告，心里清楚军事冒险的风险。
然而，在“帝国荣誉”这面旗帜下，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变得不合时宜。
而他那位强势的首相，显然更倾向于利用这场风暴。
海军部内的气氛，则更为微妙。
一些经历过风浪的资深老将，对在遥远东方陷入一场大规模冲突，心存警惕。
其中，与兰开夏郡斯坦利家族，关系密切的霍雷肖·科尔维尔上将，是代表人物之一。
这位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便已服役的老将，深知海外远征的变数。
在仔细研读了亚瑟·塞耶那份专业且冷静的军事报告后，他更加对溯江作战的可行性，疑虑重重。
但更多渴望军功的少壮派军官，以及他们身后若隐若现的造船业，和军火商的影子，则将此视为扩大海军规模、彰显帝国全球力量的绝佳机遇。
因此，尽管伦敦的政治决策，尚未明朗，但在首相帕麦斯顿的默许，甚至怂恿下，海军部大楼里的辩论天平，早已经倾斜。
与此同时，参谋人员开始非正式地草拟各种可能的方案。
这些关于舰队规模、航线与登陆点的纸上推演，本身也成了主战派，用以证明“此战可行”的论据。
伦敦的俱乐部里，绅士们的谈话，也几乎被远东的危机垄断。
一些深受曼彻斯特学派影响的自由派人士，对战争带来的巨额国债，和税收压力忧心忡忡。
但他们的低语，很快被主战的喧嚣所淹没。
至于托马斯·密迪乐这个名字，在伦敦的舆论场中，已然成了“失败外交官”的代名词。
尽管有包麟爵士，在报告中为他陈情，但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这点辩护微弱如萤火。
他深厚的汉学背景，此刻反而成了原罪。
甚至有人暗示他过于“亲华”，其观点与帕麦斯顿子爵所倡导的强硬路线格格不入，私下里质疑他对帝国的忠诚，是否依旧纯粹。
就这样，沪上爆出的那声惊雷，跨越重洋，在帝国的政治心脏炸响，产生了此时惊蛰时节般的效应。
无数主战的声浪，如被春雷惊醒的蛇虫，纷纷扰扰地冒出，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朝野的风暴。
萧云骧所期望的“激怒”效果，不仅完美达成，甚至远超预期。
不列颠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在舆论的呐喊，和帕麦斯顿这类政治家的操纵下，其齿轮已然发出沉重而嘎吱的声响，缓缓启动。
指向了遥远东方，那片沉睡初醒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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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终于把这支线剧情，前后逻辑讲透了，明天恢复主线任务哈。请大家继续支持，免费的评论，收藏，催更，评高分，推书荒来一波，乌鸦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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