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咒之术在宋元明清时期与民间信仰进一步紧密结合，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除了道教法事活动，在民间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场合也常见符咒身影。例如，在婚礼上张贴寓意吉祥的符咒祈求新人幸福美满；丧葬时用符咒镇宅辟邪，安抚亡魂。同时，符咒绘制风格和图案更加多样化，融入了更多民俗元素，还出现了一些专门售卖符咒的店铺和民间艺人，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提供各类符咒服务。
相术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理论愈发完备，流派众多。除了传统的麻衣相法，又衍生出柳庄相法等不同分支，每个流派都有独特的相面技巧和断语。相术师不仅活跃在市井街头，还出入达官贵人府邸，为他们看相论命、指点迷津。一些相术着作被大量刊印发行，如《神相全编》，收录了丰富的相术知识和案例，成为相术爱好者和从业者的重要参考书籍，进一步推动了相术在民间的普及。
五代十国时期，虽战乱频繁，但玄学秘法之术并未停滞。炼丹术在一些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中得以延续，当地的道士和方士在有限条件下坚持炼丹实践，传承和改良部分丹方。冶金术则因战争对兵器的需求，在一些地区得到重视，工匠们不断改进兵器制造工艺，提升兵器质量，以满足军事需要。符咒和相术在民间依然盛行，成为百姓在乱世中寻求心理慰藉和希望的方式，它们与民间传说、地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玄学文化，在动荡岁月中顽强保存并发展，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传承与变革 。
而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与玄学秘法之术密切相关的专业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如繁星般闪耀在人类文化的天空，它们不仅是玄学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不同时代思想与审美的结晶。
专业典籍方面，从古老的《易经》开始，便为后世玄学的发展铺就基石。其卦象与爻辞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成为风水、占卜等玄学领域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随着时间推移，各类专业典籍不断涌现，丰富着玄学的理论体系。在风水领域，除了前文提及的《青囊经》《葬经》，唐代杨筠松的《撼龙经》《疑龙经》更是深入探讨了龙脉与穴位的奥秘，对后世风水堪舆实践影响深远。这些典籍详细阐述了山川形势、方位理气等内容，为风水师们提供了系统的操作指南，使得风水理论在传承中不断细化与完善。
在星象学领域，唐代瞿昙悉达编纂的《开元占经》堪称集大成之作。这部巨着广泛收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星象占辞，从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到流星彗星的出现预兆，无所不包，保存了大量古代星象学资料，为后人研究古代天文与星占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依据。此后，宋代的《灵台秘苑》也对星象学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星图绘制、星官体系等进行了更为精确的阐述与整理。
炼丹术相关典籍同样不胜枚举。除了葛洪的《抱朴子》，唐代的《周易参同契》被后世尊为“万古丹经王”。它以《周易》为基础，融合黄老思想与炼丹实践，将炼丹过程中的火候、药物配伍等以隐晦的语言表达出来，虽晦涩难懂，但却引发了后世无数炼丹家的深入钻研与解读，成为炼丹理论发展的核心典籍之一。
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玄学元素为其增添了神秘而迷人的色彩。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开始，玄学就已成为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干宝的《搜神记》中，充满了各种与风水、鬼怪、占卜相关的故事，如“管辂相面”“郭璞葬母”等，通过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当时玄学文化在民间的广泛影响，也反映出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敬畏。
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盛行，玄学元素更是融入其中。《柳毅传》中，龙女与柳毅的奇幻爱情故事背后，有着神秘的龙宫世界和超自然力量的推动，这无疑受到了当时神仙信仰与神话传说等玄学文化的熏陶。而在诗歌领域，李白的许多诗作充满了对神仙、星辰的浪漫想象，如“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体现了唐代文人对星象的敬畏与向往，以及玄学文化对诗歌创作的渗透。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兴起，玄学故事成为常见题材。《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通过梦境占卜来解开案件谜团，将占卜术与民间故事紧密结合，展现了玄学在民间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在绘画艺术方面，宋代的山水画注重意境营造，画家们常以风水理念中的山川格局为蓝本，描绘出宁静悠远、天人合一的画面，马远的《寒江独钓图》通过简洁的构图和留白，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蕴含着风水文化中对自然和谐的追求。
明清时期，玄学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更加丰富多样。《封神演义》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融合了大量的神仙信仰、符咒法术等玄学元素，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奇幻的神话世界。小说中的各种法宝、法术以及封神榜的设定，都与当时的玄学文化息息相关，成为民间玄学观念的生动体现。在绘画领域，仇英的《仙山楼阁图》描绘了云雾缭绕的仙山和神秘的楼阁，充满了道家仙境的神秘氛围，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神仙世界的想象与追求，这与炼丹术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思想有着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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