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天。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赫利俄斯”又加入了三百来名新入伍的学生，虽然托洛茨基并没有强制要求这群学生为他做什么，但是这群学生还是在看过手中的小册子后尊敬的将其称为：“赤色雅各宾”。虽然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号，但是学生们既然这么叫了，他也拿学生们没有办法。
他在给在伦敦的妻子娜塔莉亚信中这么写到：
【…亲爱的娜塔莉亚，请原谅我不得不做出一些策略性的妥协——但请相信，这绝非是对资产阶级的屈服，而是为了在远东这片复杂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
此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竟是由封建势力与工人短暂结盟推动的，仿佛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脆弱联合。这种畸形的联盟注定会破裂，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学生们——那些热情的年轻人——不知为何开始称呼我为“赤色雅各宾”。我告诉他们，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于他未能超越小资产阶级的局限，而我们的使命，是要让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世界，而非仅仅一个国家……
明国的镇国公府的小公子向我提供了资助。他们甚至提议通过英国大使馆为你安排一份工作。这是个危险的诱惑，娜塔莉亚，但我必须承认，在经历了1902年的流亡后，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承受那样的风险……
1907年3月23日 列夫·达维多维奇】
托洛茨基放下笔，指节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窗外的暮色像极了伦敦的雾——就像1902年他逃离西伯利亚到达伦敦时那样，每一次妥协都像在良心上划下一刀。
“伊里奇会怎么评价我？”这个念头突然刺痛了他。《火星报》上必然会出现尖锐的批判，指责他“与封建势力勾结”。但更令他恐惧的是，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一次必要的迂回，还是对原则的背叛？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书桌——郑清璿交给他的“外交辞令”信封上盖着青龙纹章，旁边是一份用红铅笔圈画过的《明国陆军改革草案》。那个年轻的贵族小公子曾低声对他说：“您想要的革命，和我们想要的变革，未必不能在同一条路上。”
抽屉里的金条在阴影中泛着冷光。这笔钱足够让娜塔莉亚和孩子安全抵达大阪，但代价是什么？如果列宁知道他用封建诸侯的钱安置家人……
“革命者不该被教条束缚！”他猛地关上抽屉，仿佛要压住自己的动摇。学生们称他“赤色雅各宾”，可罗伯斯庇尔最终死在了自己人的断头台上。历史会对他此刻的选择给出怎样的判决？
现在的托洛茨基已经站在了他人生的分水岭，他的手里握着整个瀛洲的权利，即便是瀛洲宣抚司也已经通过镇国公府的默认而落到了托洛茨基的手中。军权，法权，民权，现在已经捏在了他的手中，恐怕强如伊里奇也没有在他这个年纪就已经做到了曾经的巴黎公社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吧？
正如郑清璿向托洛茨基讲述的那样：现在的瀛洲想怎么样完全由您说了算。
郑清璿那带着一丝玩味的声音，仿佛还在托洛茨基耳边回荡，像远东的季风，吹得他心神不宁。
托洛茨基放下笔，指节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窗外的暮色渗进来，将《明国陆军改革草案》上的红铅笔圈染得像干涸的血迹。
就在这时，托洛茨基的房门被敲响。
“进。”
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托洛茨基已经能够和这些学生进行简单的汉语交流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还是要依靠锦衣卫来帮助他翻译一些专业的术语。
走进门的是身着军装的佐藤健，对于佐藤健托洛茨基对他的印象很深，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健是托洛茨基第一个见到的“赫利俄斯”学生，更是那天在训练场上佐藤健敢于奉献的态度，对于这个学生托洛茨基给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个学生似乎对他的“不断革命论”有着不一样的见解。
佐藤健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动作干净利落，眼神却不像往常那样充满敌意反而多了一丝审视和…急切。
“达维多维奇先生，”佐藤健开口，随后将手中皱巴巴的信纸摆到了托洛茨基的面前，“这是我对于那本小册子的见解。”
托洛茨基的指尖在粗糙的信纸上顿了顿，目光从那略显稚嫩却又带着一股倔强的字迹上扫过。然而，仅仅读了几行，他脸上的那丝玩味便凝固了。
佐藤健的字迹虽然是用生硬的汉字写就，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出涂改的痕迹，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逻辑却异常清晰，甚至可以说是……犀利。
“你认为，”托洛茨基放下信纸，湛蓝的眼眸锐利地看向佐藤健，声音比刚才低沉了几分，“我所推行的，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是披着革命外衣的‘殖民’？”
佐藤健的身体绷得更紧了，但眼神却没有丝毫退缩：“先生恕我直言，如果要将革命宣扬到其他国家，那么仅仅是依靠鼓动工人运动是不够的，而且这一定会引发战争。这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一场侵略性质的战争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反抗。”佐藤健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极大的决心，“虽然您认为革命者没有国界之分，但是实际中还是需要考虑人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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