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9日，滇中春城昆明的清晨还裹着一层微凉的薄雾，青石板路被隔夜的露水打湿，泛着温润的水光。坐落在市区的陶氏诊所，却透着一股反常的死寂。
天刚蒙蒙亮，诊所杂工刘伯就起身忙活起来。他拿着竹扫帚，细细清扫着诊所小院里的落叶，指尖被清晨的寒气冻得微微发僵，扫完最后一片梧桐叶，又拎着水桶把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都洒上水，压下浮尘。按照平日里的习惯，此时诊所主人陶执礼郎中，早该穿着一身宽松的布衣，在院子里慢悠悠打太极拳了，可这天，卧室的房门始终紧闭，屋内没有半点动静。
刘伯心里犯起了嘀咕，却也没多想，只当陶郎中是前一日看诊劳累，多睡片刻。他转身走进诊室，将诊桌、脉枕、药柜擦拭得一尘不染，又烧起开水，将粗瓷茶壶冲满热茶，一一摆放在候诊的木凳旁。
眼看着日头渐渐升高，街上陆续有行人往来，不少熟识的病人都提着药包，准备上门问诊，陶执礼的卧室依旧毫无声响。刘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安，快步走到卧室门前，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板，轻声喊道：“陶郎中，时辰不早了，病人们都快到了！”
屋内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
刘伯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又加重力道敲了好几下，甚至拔高了声音呼喊，可门板背后，依旧静得可怕。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陶郎中平日里作息规律，从不会这般沉睡不醒，别是出了什么意外？
情急之下，刘伯往后退了两步，攒足力气，猛地抬腿踹向房门。老旧的木门“哐当”一声被踹开，屋内的景象映入眼帘，刘伯当场吓得浑身发软，瘫在原地。
陶执礼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薄被，脸色灰白如纸，没有一丝活人血色，双目紧闭，一动不动。刘伯颤抖着走上前，连着喊了好几声，都不见对方有丝毫反应，他颤巍巍地伸出手，试探着凑近陶执礼的鼻息，指尖只触到一片冰凉，再也没有一丝气息吞吐。
陶执礼，这位在昆明城里小有名气的郎中，竟然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卧室里！
刘伯吓得魂飞魄散，踉跄着退出卧室，慌乱地关上诊所大门，拦住正要上门的病人，一路跌跌撞撞，直奔附近西安路的公安局报案。人命关天，接到报案后，公安局当即派出两名民警，骑着自行车，一路疾驰赶往陶氏诊所。
两名民警踏入诊所，里里外外仔细勘查了一番，现场的情况让他们心生疑惑。无论是卧室、客堂还是厨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打斗痕迹，没有财物翻动，门窗也完好无损，屋内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酒味，看上去，陶执礼像是前一日饮酒过量，酒后猝死，完全没有他杀的迹象。
初步勘查下来，民警一度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意外猝死，可本着严谨的态度，还是第一时间通知了法医，赶往现场做进一步检验。
临近中午，法医带着助手匆匆赶到，彼时的刑侦条件简陋，没有专门的解剖场地，众人只能找来几块长板凳，搭上一块干净的门板，临时搭起一个简易解剖台，将陶执礼的遗体抬上去，开始细致检验。
一番解剖下来，法医的眉头越皱越紧，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检验结果显示，死者陶执礼的心脏、肾脏均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伤，内脏器官的病变状态，完全符合中毒身亡的特征，可让法医倍感困惑的是，他反复比对、查验，始终无法确定陶执礼究竟中了何种毒物，也查不清毒物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体内的。
碍于当时的检验条件，法医只能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死者大概率为中毒身亡，但具体毒源、中毒方式暂无法确定。
就在法医和助手准备收拾工具，将遗体运回警局进一步检验时，年轻的助手小汪眼尖，在挪动遗体的瞬间，突然发现了异样。他连忙叫停，蹲下身，仔细查看陶执礼的左脚，只见在第二、三脚趾的缝隙间，有一个极其细微、几乎肉眼难辨的针眼状伤口。
这个伤口小得微不足道，此前解剖时，两人都未曾留意，此刻在日光下，才露出了蛛丝马迹。
法医心头一震，立刻拿来放大镜，对着这个细小的伤口反复观察、分析，最终得出判断：这处伤口并非针孔扎伤，更像是某种带毒昆虫蜇咬后留下的痕迹。
“难道陶郎中是被毒虫咬死的？可什么样的毒虫，能有如此烈性的毒性，短短时间内就能致人死亡，还让人毫无察觉？”现场勘查的民警周映邦满脸诧异，当即下令，对卧室进行地毯式搜索，务必找到这只致命毒虫的踪迹。
众人蹲在地上，一寸寸排查地面、床底、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的缝隙。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们在卧室床底的灰尘里，果然发现了一具小小的昆虫尸体，小心翼翼地拨出来一看，众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只毒虫体长不过寸许，浑身通体漆黑，外形怪异至极，既有着蚂蚱般的身形，又长着蜈蚣似的细小肢节，模样狰狞，在场之人全都从未见过，无人能叫出它的名字。周映邦屏住呼吸，拿起一张干净的纸片，用火柴梗轻轻将虫尸拨到纸上，移到桌面上，再用放大镜细细观察，只见毒虫头部，藏着一根细如发丝的毒刺，正是这根毒刺，蕴藏着致命的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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