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布事
光绪二十六年的春天，风里还裹着残冬的凉意，西街口却先热闹了起来。一辆插着西洋旗子的马车碾过青石板路，在最显眼的那间空铺子前停下，几个穿着短褂的伙计七手八脚往下卸东西——大卷大卷的布匹裹在油纸里，露出来的边角亮得晃眼，红的像庙里新点的烛，蓝的像刚被雨洗过的天，跟这条街上常见的土布、粗绸比起来，简直像另一个世界的物件。
“这是要开什么铺子？”挑着菜担的王婆停了脚，眯着眼往门楣上瞧。几个工人正往门脸上钉招牌，黑底金字，写着“利源洋布庄”，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西洋女人像，穿着蓬蓬的裙子。
消息像长了脚，没半天就传遍了西街。苏家布庄里，老伙计陈福正蹲在门槛上，用一块细布擦拭着那根象牙包浆的木尺。尺子有二尺长，象牙柄被摩挲得温润透亮，尺身上的刻度早已模糊，全凭他手上的准头。听见外面的动静，他眼皮都没抬，只把尺子轻轻放进柜台抽屉里，锁上了。
“福伯，外面都传开了，说西街口开了家洋布庄，卖的布又宽又亮，”刚从外面采买线轴回来的小伙计栓柱喘着气跑进来，“听说那布不用浆洗，下水也不缩，还有带花纹的，直接能做新嫁娘的衣裳！”
陈福站起身，拍了拍沾在蓝布短褂上的灰尘。他在苏家布庄待了四十五年，从十三岁跟着苏老掌柜当学徒，到如今头发花白，见证了苏家布庄从两间小门面扩成如今的规模。他记得苏老掌柜还在时，总说西街的布庄就像地里的庄稼，得慢慢长，急不得。
“知道了。”陈福淡淡应了声，走到柜台后，打开一卷藏青色的土布。布是前几日刚从染坊取回的，用草木灰和蓝靛泡了足足四十天，颜色沉得像老井的水，摸在手里厚实绵密。他用手指捻了捻布角，心里有数——这样的布，洗十遍都不会掉色，做件褂子能穿三五年。
没过几日，利源洋布庄就开了张。鞭炮放得震天响，还请了西洋乐队，铜号吹得呜呜啦啦，引来了半条街的人。苏家布庄就在街尾，隔着七八家铺子，却像被那热闹隔开了两个时空。陈福照旧坐在柜台后，面前摆着那根木尺，来扯布的主顾稀稀拉拉，大多是些熟面孔。
“福伯，给我扯二尺青布，做双鞋面。”住在后街的张婶掀开布帘走进来，脸上带着点犹豫，“刚才路过那家洋布庄，瞧着那红布真鲜亮，想着给我家二丫头做件小袄……”
陈福点点头，从货架上取下一卷青布，平铺在柜台上。他没有直接扯，而是先将布的边缘对齐，用手指在布上量了量，然后拿起木尺，手腕轻轻一压，尺子的一端抵住布边，另一端往外放了放。“二尺，够了。”他说着，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干脆利落。
张婶看着他剪下来的布，眉头松了松：“福伯，还是你量得准。前儿个我那当家的去杂货铺扯线，那掌柜的尺子卡得死死的，多一分都不给。”
陈福把布叠好，用草绳捆上，递过去：“自家做的布，缩水性小，这二尺，足够做两双鞋面了。”他收了钱，又从柜台下拿出一小卷白线，“这个你拿着，纳鞋底能用。”
张婶笑着接过来：“就你贴心。”转身要走时，又忍不住说，“那洋布庄用的是钢尺，亮晶晶的，刻度看得真真的，说是一尺就是一尺，半点不差。”
陈福没接话，目送张婶离开，然后拿起那块青布的余头，叠好放在一边。这些碎布攒多了，他会送给邻里的穷人家，做补丁或者纳鞋底都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洋布庄的生意渐渐火了起来。年轻姑娘们挎着篮子，说说笑笑地进进出出，手里捧着的布匹颜色鲜亮，引得路人频频回头。相比之下，苏家布庄更显冷清了。栓柱急得嘴上长了燎泡，陈福却还是老样子，每天开门、擦尺、待客，慢悠悠的。
这天傍晚，苏明远来了。他是苏家的三少爷，刚从东洋留学回来不久，穿着合身的洋布西装，头发梳得油亮，跟布庄里的旧木柜台、粗布货架格格不入。
“福伯，”苏明远在柜台前站定，目光落在陈福手边的木尺上，眉头微微皱起，“我看了账目，这几个月的营业额降了三成。洋布庄那边用的是标准钢尺，量多少算多少，客人们觉得公道。咱们是不是也该换把新尺子？我在东洋见过，有带毫米刻度的，精准得很。”
陈福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苏明远小时候，还是他抱着去染坊看染布的，那会儿这孩子还指着染缸里的蓝靛问，为什么不做成天上云彩的颜色。
“三少爷，”陈福拿起那根木尺，用指腹摩挲着温润的象牙柄，“这尺子，是老掌柜传下来的，用了五十年了。”
“我知道，”苏明远有些不耐，“可时代不一样了。洋布庄的布宽，一尺顶咱们一尺二，价格还公道，客人自然往那边去。咱们守着这旧尺子，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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