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见未来，将粮食增产与裁军结合，才能推动商业的发展。
否则，百姓只能被土地束缚，终日劳作。
在古代的军国体制下，生产力受限，战事频繁，粮食匮乏，统治者自然会压制商业。
商鞅手段严厉，一到秦国便致力于打击商人。
吕不韦执政时，则强化了秦国商业的法理基础，核心策略是“远交近攻”。
商鞅之法与范雎的“远交近攻”都是国家大计。
因此，秦国通过与齐国建立商贸联盟，适度发展商业，避免走得太偏。
秦始皇继位后，继续推行吕不韦的商贸政策，效果显着，商业逐渐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
与此同时，武成侯王翦专注于粮食增产与军魂建设，信心十足，认为通过粮食翻倍、军事改革、裁军优化以及重塑军魂，秦国军队将无敌于天下。
然而，在面对重塑军魂和改革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王翦感到困惑，自叹不如尹公的高明，尽管他是军中之神，却也难以找到具体的实施方法。
王翦试图理解尹公的思路，却发现两者之间仿佛隔着深渊，难以触及。
某处树荫下，尹尚向扶苏询问如何重塑大秦军魂，扶苏沉默不语，内心苦恼。
连王翦都难以达到尹尚的境界，身为深受儒学影响的帝国长子，扶苏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扶苏举着鹿腿说：“夫子，我对于如何重塑军魂和改变大秦军武观念感到困惑。
但我知道，如果粮食能够翻倍增产，子孙后代便可以无忧无虑。”
扶苏所说的无忧无虑，是指百姓不再受困苦之苦。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复杂。
仅仅增加粮食产量，并不能永远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
尹尚只能保证自己每天都能比前一天更进一步，至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忽然问扶苏：“你可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盛世？”
扶苏微微一怔，答道：“回夫子，或许是没有天灾，百姓年年丰收，生活安稳。”
尹尚笑了笑：“天灾确实是一个方面，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盛世的关键在于人口数量。”
扶苏惊讶地问：“人口？”
“没错，就是人口！”尹尚解释道，“如今粮食产量高的地方，大多集中在长江、黄河、郑国渠、都江堰以及渭水沿岸。
这说明无论是中原还是关中的百姓，都依靠国家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来维持生计。
而这些工程需要不断修缮，尤其是黄河，一旦治理不善，便会带来严重灾难。”
“这说明普通农民几乎没有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乱，成千上万的家庭便可能家破人亡。”
尹尚认为，周朝分封诸侯的时代，诸侯的经济基础是贵族国有制，以井田制和青铜农具为主，百姓无法开垦私田。
到了大秦推行郡县制之后，官僚士族门阀的经济基础变成了大型庄园经济，以土地兼并为特点，百姓虽然有了铁制农具可以开垦私田，但仍难以抵御风险。
遇到灾荒，他们只能卖地求生，沦为佃农，受士族剥削。
不过，这种经济演变涉及的内容太广，尹尚今天主要想讲的是军事，对经济问题只能简要提及。
他继续说道：“我强调的重点是，九州之地的人口是有极限的。”
“黄河、长江沿岸的肥沃土地有限，现在养活几百万人口绰绰有余，但如果人口增长到千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即便粮食产量翻倍，也难以支撑。”
尹尚纠正了年轻学者过于乐观的看法。
回顾历史，盛世时期的人口通常只有几百万，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就容易引发动乱，比如安史之乱等事件便是典型例子。
人口过多会导致社会制度失衡，引发不满情绪，进而演变为地区冲突，甚至王朝覆灭。
然而，王朝的灭亡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人口过剩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扶苏听后略显失落：“先生所言极是，世间并无永远稳固的办法。”
尹尚笑道：“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困扰，小时候被父母管束，长大后为生活奔波，有了孩子又得为他们操心。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任何时候都要不断努力。”
扶苏恭敬地答道：“先生的教诲，学生定会铭记在心。”
尹尚不仅教授学问，也教导扶苏如何为人处世，视他为可塑之才，不愿他走上歪路。
话题回到军事改革上，尹尚说道：“重塑军队的精神必须从根源开始。
我的‘四功新法’提高了基层将领的战术水平，再配合裁减冗员，将使军队迅速变得精锐。
未来新兵的门槛会更高，老兵尚且要不断努力，新兵更需全面发展。
因此，设立关中军校，从入伍之初就强化军事理念，至关重要。”
成年人的思想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所以必须从小抓起，大秦锐士的教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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