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07：信任的算法
凌晨三点十七分，急诊室的蓝光透过百叶窗，在林舟的白大褂上投下细碎的条纹。他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心电图，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那里有一道新的划痕，是上周张阿姨的儿子砸过来的保温杯留下的。
“林医生，3床的心率又掉了。”护士小陈的声音带着熬夜的沙哑，“虚拟医生给的建议是加大多巴胺剂量，但……”
林舟抬头，屏幕右上角的虚拟医生头像正闪烁着柔和的绿光，一个平稳无波的电子音重复道：“基于患者近24小时生命体征数据，推荐多巴胺静脉滴注速率调整为15μg/kg/min，置信度92.3%。”
“但患者有房颤病史。”林舟打断它，指尖在键盘上敲下指令，调出患者的既往病历，“把数据同步给心外科李主任，申请远程会诊。”
虚拟医生的头像顿了半秒，绿光微微闪烁：“已同步数据。根据《虚拟医疗伦理信任体系》第3.2条，本次调整建议仅作为辅助诊断参考，最终决策由人类医师负责。是否记录当前操作？”
“记录。”林舟深吸一口气。这是系统上线的第三个月，也是他第17次在急诊室否定虚拟医生的建议。
三个月前，那场被称为“代码07”的医疗事故像一块冰，至今还冻在市一院每个人的心里。
那天也是深夜，儿科接收了一个持续高热的患儿。值班医生王磊正处理另一起惊厥病例，让实习医生用虚拟医生做初步诊断。系统根据症状库匹配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给出了退烧药处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患儿出现皮疹和呕吐，才被确诊为川崎病——一种因误诊可能导致冠状动脉扩张的罕见病。
家长抱着孩子冲进医生办公室时，王磊正在打印虚拟医生的诊断报告。“你们的AI说就是感冒！”孩子父亲把报告摔在桌上，纸页边缘被眼泪浸得发皱，“现在告诉我要住院？要是我儿子有事，我饶不了你们！”
那场风波最终以医院赔偿五十万收场，但留下的裂痕远比账单更难填补。家长们开始在门诊大厅举着“拒绝机器看病”的牌子，医生群体则陷入了更复杂的困境：用虚拟医生，出了问题算谁的？不用，基层医院的人力根本扛不住日均三千的门诊量。
也就是那时，由医管局、伦理委员会和技术公司组成的专项团队进驻医院，带着一份厚厚的《虚拟医疗伦理信任体系》草案。
“简单说，就是给AI上枷锁。”团队负责人周明把草案推到院长办公桌上时，眼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阳光，“第一，所有虚拟诊断必须标注‘辅助’属性，像商品标签一样醒目。第二，人类医生握最终决策权，系统只给建议。第三，我们要建一个失误赔偿基金，技术公司出大头，医院按使用量缴费，出了问题先从基金赔付，再追溯责任。”
林舟当时作为医生代表参加了讨论，他指着草案第4.7条问：“系统误诊率要公开？包括具体病例分析？”
“不仅要公开，还要每月更新改进措施。”周明调出一组数据，“比如代码07事件，我们发现系统对川崎病的症状权重设置有问题，把‘草莓舌’的优先级放得太低。现在算法已经调整，并且在病例库中新增了120例川崎病临床数据。”
他顿了顿，看向在场的医生们：“你们怕担责，患者怕被机器糊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中间搭座桥。这座桥的桥墩，就是‘可追溯’和‘可解释’。”
系统上线那天，林舟在自己负责的内科门诊试了第一单。患者是个患高血压的老太太，虚拟医生根据她的血压值和用药史，推荐了一种利尿剂。林舟注意到老太太的病历里写着“痛风史”，而这种利尿剂可能诱发痛风，于是换了另一种药物。
“小林医生，你怎么不用电脑说的那个药啊？”老太太扶了扶老花镜，“我儿子在网上查了，说AI比人靠谱。”
“电脑是根据一般情况推荐的，”林舟指着屏幕上“辅助诊断”的红色标识，“但您有痛风，得特殊对待。您看，这里写着呢，最终还是得医生定。”
老太太凑近屏幕看了看，忽然笑了：“这样好，这样好，机器再灵，也不如你们摸脉准。”
但信任的重建从来不是线性的。
系统运行到第二个月，神经科出了一桩事。一位帕金森患者在家用远程诊疗系统问诊，虚拟医生根据他上传的震颤视频和用药记录，建议增加左旋多巴剂量。患者家属觉得方便，没联系主治医生就按建议调整了药量，结果引发了异动症——一种药物过量导致的异常运动。
家属闹到医院时，手里攥着打印出来的诊疗记录，指着“最终决策由人类医生负责”的条款质问：“你们说医生负责，但我们根本没见到医生！这不是骗人吗？”
那天的伦理委员会紧急会议开到后半夜。林舟作为列席代表，听着各方争执。技术公司的人认为责任在患者没遵守流程，家属代表拍着桌子说系统设计有漏洞，而医生们则在讨论：远程诊疗中，“人类医生负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必须实时在线，还是可以事后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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