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晨光刚漫过巷口老槐树的枝桠，我就被窗台上“咔嗒咔嗒”的声响闹醒。扒着窗帘缝往外瞧，彭叔正蹲在我家院坝里，手里捧着我家那台掉了漆的孔雀牌闹钟，老花镜滑到鼻尖，指尖捏着枚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的螺丝，像捏着件稀世珍宝。
“小栀醒啦？”彭叔听见窗帘响动，抬头时镜片反着光，“你妈昨儿跟我念叨，这闹钟快了半小时，送孙儿上学总慌慌张张的，我今儿得空，来给拾掇拾掇。”
我趿着拖鞋跑出去，才看清那台闹钟的模样。米黄色的塑料外壳裂了道缝，还是去年冬天我妈打扫时摔的，钟面上“孔雀开屏”的图案被油烟熏得发暗，唯独时针分针还倔强地卡着“六点十五”——这是它罢工前最后的时间。彭叔的帆布工具包敞在旁边，里面摆着大小不一的螺丝刀、镊子，还有个装着弹簧、齿轮的铁皮盒，盒盖上用红漆写着“修钟专用”，字都褪成了粉白色。
“这钟可有年头了吧？”彭叔用镊子夹起团棉花，蘸了点透明的机油，轻轻擦着钟芯里的齿轮，“我记得你家搬来那年，你妈抱着它跟街坊炫耀，说这是你爸托人从上海带的，当时整个巷子里就这么一台能报时的闹钟。”
我蹲在他旁边点头，鼻尖忽然飘来股淡淡的机油香，混着彭叔身上的肥皂味，竟让人心安。这台闹钟确实陪了我家二十年，我上幼儿园时，每天清晨都是它“叮铃铃”的响声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我爸走的那年，我妈抱着它坐在沙发上哭，说以后再也没人比闹钟更准时地叫她起床做早饭了；就连上个月我弟中考，也是它每天五点半准时响起，陪着我妈在厨房煮鸡蛋、热牛奶。可从上周开始，它忽然就不准了，先是慢十分钟，后来干脆快了半小时，我妈试过对着电视调，试过拍钟面“教训”它，它却像跟谁置气似的，越调越乱。
“别急，这种老钟跟人似的，老了就容易‘糊涂’，得慢慢哄。”彭叔把闹钟翻过来，指着底座上的调节孔，“看见没？这小孔管快慢，顺时针拧是调慢，逆时针是调快，可不能瞎拧，得按秒算。”他从工具包里掏出个银色的小圆盘，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这叫秒表，我修钟的时候，都用它算误差，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
我凑过去看，彭叔的手指在秒表上按了下，“嘀”的一声轻响，秒针开始转动。他同时把耳朵贴在闹钟上，眼睛盯着钟面，嘴里轻轻数着：“一、二、三……”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层暖金色，我忽然发现他的耳朵后面，有块小小的疤痕——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年轻时在钟表厂当学徒，被弹簧弹到留下的。
“误差十二秒。”彭叔直起身，从铁皮盒里拿出根比绣花针还细的金属针，小心翼翼地插进闹钟底座的调节孔，“顺时针转两格，每格六秒，正好抵消误差。”他的动作慢得像在绣花，指尖微微有些抖，却分毫不差地转到了位置。接着，他又把闹钟拆开，用棉花擦干净里面的灰尘，给每个齿轮都抹上薄薄一层机油，“老钟怕灰，也怕干，就跟人要擦脸要涂润肤露一样，得好好保养。”
我妈这时端着碗绿豆汤出来，看见彭叔手里的闹钟，眼眶忽然红了：“彭叔，您还记得这钟的脾气，我都快忘了它还需要上油。”彭叔接过绿豆汤，笑了笑：“我修了四十年钟，每台钟的脾气我都记得。就像你家这台，它喜欢慢节奏，你要是急着拧它，它就跟你闹别扭。”
正说着，闹钟忽然“叮铃铃”响了起来，清脆的声音在院坝里散开，惊飞了槐树上的几只麻雀。彭叔赶紧把钟壳合上，调了下时间，“现在准了，你试试，以后每天早上它都会准时叫你。”我妈把闹钟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在钟面上，“孔雀开屏”的图案好像又亮了些，时针分针稳稳地指向“七点整”。
那天下午，我弟放学回家，看见闹钟在响，跑过去抱着它喊：“妈，闹钟好啦！以后我再也不用怕迟到了！”我妈摸着他的头，笑着对彭叔说：“彭叔，谢谢您，这钟不仅是个闹钟，还是我们家的念想，它好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彭叔摆摆手，收拾着工具包：“啥念想不想念的，都是街坊邻居，帮个忙应该的。再说了，看见这些老物件好好的，我心里也高兴。”
后来我才知道，彭叔退休后，总帮街坊邻居修钟表，从不收钱。有人给他送水果，他推辞不过，就收下几个，再把自家种的蔬菜送过去；有人给他钱，他说：“我修钟不是为了钱，是喜欢听它们‘滴答’响的声音，就像听见时间在好好过日子。”他还跟我说，每个钟表里都藏着人的情感，有的钟记录着孩子的成长，有的钟见证着夫妻的陪伴，有的钟承载着对亲人的思念，他修的不是钟，是藏在时间里的回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闹钟“滴答滴答”的响声，忽然觉得特别安心。这台老闹钟，不仅帮我家调好的时间，更帮我们找回了那些藏在时间里的温暖——是我爸托人带钟时的牵挂，是我妈每天早起做饭的辛劳，是我弟抱着钟欢呼的快乐，也是彭叔蹲在院坝里修钟时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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