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反对如预料中到来，这是熊光明早就想到的。
“请问吴长老，不开门，我们就能保证思想永远不变吗？经济长期停滞、人民生活困顿、科技日益落后，这些才是动摇理想信念最根本的土壤。关起门来，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不断积累。”
他向前一步，语气恳切而坚定：“关键在于门开不开吗？不，关键在于开门之后，我们有没有强大的消化能力、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积淀，有经过战火考验的党组织，有八亿勤劳智慧的人民，我们真的如此脆弱，一接触外界就会变质吗？”
吴长老张了张嘴，却一时语塞。
大长老此时接过话头，问题更加具体尖锐：“你提到的特别经济区，会不会在事实上成为新的租界？主权如何具体保障？给这些地区特殊政策，国内其他地区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产生矛盾和离心倾向？”
问题直切要害！
“绝对不会成为租界！”熊光明回答得毫不犹豫。
“特别经济区的主权、司法、行政管辖权完全在我们手中。外资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只能在经济领域活动。这不同于任何历史不平等条约下的租界，而是我们主动设立、主动管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试验区。”
他稍作停顿，整理思路：“至于地区间公平问题，这正是要试验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技术扩散、经验推广等方式，让试验区的成果最终惠及全国。而且，试验区的选址本身就考虑了其特殊性和相对隔离性，对全国经济的冲击可以控制。”
掌门掐灭烟，此时缓缓开口，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我认为，开放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战略武器。”
“让西方资本进来，让他们在中国有实质性利益。”声音冷静如冰。
“利益捆绑越深，他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就越受制约。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增加我们在国际博弈中的筹码和回旋余地。美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了，华盛顿还能轻易考虑对华全面封锁吗？”
战略视角看待问题，深远浑厚！
邓长老却皱紧了眉头：“从经济角度，我担心的是我们的企业。几十年计划经济下，我们的工厂、企业都是在温室里长大的。一旦开放，面对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会不会像羊入虎口，全军覆没？开放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练好内功？”
“邓长老的担忧非常现实。所以开放必须是渐进的、有保护的。我们可以通过关税、准入限制、产业政策等工具，给国内企业一个学习适应期。在温室里，永远长不出经得起风雨的参天大树。一定程度的外部竞争压力，反而是企业成长最好的催化剂。”
辩论陷入胶着。支持者看到机遇，反对者看到风险，谨慎者权衡利弊。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掂量着每一个选择的重量。
此刻老人缓缓抬起了手，所有讨论戛然而止。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高，却有一种让全场瞬间安静的穿力。
“我们争论了这么久，或许应该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老人缓缓站起，身形有些佝偻，但目光如炬。
“问题不在于门开不开。”他的视线扫过每一个人。
“而在于我们开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最终把门开得更大、更稳，让中国堂堂正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会在风浪中迷失自己，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他走到窗前，缓慢的打开窗，让冷风吹进来，苍老的面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开门需要勇气。但更需要驾驭风浪的智慧，需要系统周密的方案，需要坚守根本的定力。小熊提出了一个方向，一个设想。但它还只是一个轮廓，需要填充血肉，需要设计细节，需要预判风险，更需要准备预案。”
他的目光落在熊光明身上，不是赞许，也不是否定，而是一种深沉的审视。
“继续，让我们放下是否应该的争论，进入如何做到的构建。如果决定要开这扇门，锁应该有几道？开多大角度？风雨来临时，如何快速关上？这些，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关键。”
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五点零八分。窗外，天空黑的更加沉了。
熊光明感到一阵疲惫袭来，但更多的是释然。最艰难的一关已经闯过。开放的理念已经摆上台面，没有被立即否决，而是被引导向更深层次的构建。
门户之辩没有结束，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下一个问题，是如何为这扇门设计一个既灵活又牢固的框架。
破晓时分，即将到来。
怹重新坐下后，会议室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前的激烈对峙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具建设性的专注。仿佛在老人那句“如何做到”的引导下，所有人的思维从“是否应该”的抉择岔路口，转向了“如何修筑”的工程蓝图。
熊光明感到肩上的压力并未减轻，但性质已然不同，接着又发下了新的图标，不是一张，而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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