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人怕战乱，却更怕荒年，因为后者来得慢而致命得快，防无可防、逃无可逃。
很多“民变”“盗贼”本质上是饿出来的。饿久了，就只剩两条路：逃荒、造反。
汉末“流民走北山”，唐代“江西饿贼起于赣州”，元末“朱元璋初为乞儿”，明末“张献忠食野菜而起事”——几乎所有历史上的大乱，都有饥荒作前奏。
有学者统计，仅清朝前两百年间，全国因灾逃亡者累计超过一亿人次。而且很多人逃出去也没粮，最终沦为盗贼、饥民军，才有了后来的“农民起义潮”。
所以，一个“能吃饱饭”的王朝，其实就是好王朝。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温饱。
荒年之中，并非人人皆苦。真正的富户、地主、粮商，会囤粮坐等高价抛售，等一斗粮从二百文涨到一千文甚至一两银子，再开始“赈灾”。表面“施粥舍米”，实为高利出借。
清代《户部奏牍》中曾严厉批判，“赈而贷之，贷而拘之，拘而掠之，富户者其非鬼也耶？”也就是说，这些人靠饥民吃不饱来绑票、压地、逼债，成为土地兼并与阶层固化的源头。
穿越者“粮食搞钱”“屯粮赚银”的设定，在现实中就是“趁火打劫”。真干了，那是要被打成“饥贼奸商”，被地方官府查办甚至被乱民围攻的。
直到清末民初之前，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技术革命。虽有铁器、水车、牛耕、垄作等工具方法改进，但始终未能跳出“靠天吃饭”的瓶颈。
真正实现“亩产千斤”的，是化肥、良种、机械与灌溉等现代成果。而在古代，种子退化、连年耕作、轮作不良，导致地力下降、收成变差，陷入“种得越多越穷”的怪圈。
所以，古代百姓从来不指望“发家”，只希望“填肚”。“丰年储粮、荒年不死”已属理想状态。百姓之所以敬神拜佛、修善积德，说到底，是怕没饭吃罢了。
古代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技术落后、制度畸形、自然灾害频繁、官府效率低下，注定了“饿死”比“战死”更普遍。那些幻想“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的穿越场景，在现实中，是灾年饿殍遍野、五口之家三人暴毙的惨状。穿越若不懂“种地真相”，下场就一个字——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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