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徐家家主,一个面色沉郁的中年人喝止道,但眼中同样充满了焦虑和挣扎,“新明……毕竟是叛逆。且其政令,于我等士绅……”
“徐公!”那位南方出身的文官打断道,他压低了声音,“新明之政,固然酷烈,然其行事有法度,言而有信。江南传来的消息,只要按章纳税,遵守其法,产业、性命皆可保全。反观朝廷……我等在应天,不过是待宰羔羊!齐、黄已多次暗示,要我等‘捐献’家产以助剿,这分明是巧取豪夺!何况……新明皇帝,身上毕竟也流着徐家血脉(指徐妙锦)……”
这句话,触动了在场所有人最敏感的心弦。与新明的血缘联系,在此刻的绝境下,从一种尴尬的负担,变成了一种可能的退路。
“或许……或许可秘密派人,去苏州……接触一下?”有人试探着提议。
密室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背叛,尤其是背叛他们世代效忠的王朝,是一个沉重到令人窒息的选择。但生存的本能和对未来的绝望,正一点点压垮道德的枷锁。
玉碎,还是瓦全?
对于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当旧秩序崩塌在即,寻求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自身,似乎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虽然这选择,充满了耻辱与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深宫之内,朱允炆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发作后,瘫坐在龙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殿顶繁复的藻井。一个极其隐秘、连齐泰等人都不知道的念头,在他疯狂的心底滋生——既然陆上已无胜算,既然臣子不可靠,那么……朕是否也该有一条退路?如同当年祖父(朱元璋)开局一个碗,或许,朕也该为自己,留一条海上的生路?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毒草般疯长。他开始暗中命令最亲信的太监,秘密清点内库珍宝,并设法联系那些可能还有能力出海的、与宫廷有隐秘往来的海商……
大厦将倾,梁柱先腐。未等新明的炮火轰塌应天的城墙,这座煌煌帝都的内部,已然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溃烂与背叛。玉碎之象已现,瓦全之谋暗生。
洪熙九年的秋天,寒意深重,直透骨髓。
洪熙九年的深秋,寒意如刀,不仅切割着江南的水乡泽国,更深深刺入了应天府那巍峨宫墙之内的人心。
新明在苏松嘉湖地区的统治,如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虽带来阵痛,却在强行矫正着积弊。土地清丈在军队和重新组织的基层吏员(其中不乏熟悉本地情况的投诚者)推动下,艰难却稳步地推进。限田令引发的剧烈震荡,在最初的冲突后逐渐平复——新明以严厉手段镇压了几起大地主煽动的武装抗法,同时兑现了赎买承诺(尽管是以分期支付的债券形式),并将第一批赎买土地分给了无地佃户。实实在在拿到田契的农民,成为了新明最坚定的基层支持者。手工业在优惠税政和稳定原料供应刺激下开始复苏,市场上新明银元逐渐取代了已成废纸的宝钞。
然而,新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浙直总督指挥的袭扰战术,使得控制区边缘治安不稳,物资运输时常受阻,牵制了部分兵力。更棘手的是人才和官僚体系的短缺,新明带来的文官数量有限,不得不大量任用本地投诚人员,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贪腐和效率低下的苗头开始显现。石猛不得不分出精力,设立监察机制,整肃吏治,其手段之酷烈,甚至超过了对敌作战。
但无论如何,一种迥异于旧明的新秩序,正在这片最富庶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如同在朽木上生出的异种菌菇,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息。
……
这股气息,随风飘过了长江,钻入了应天府那些高门大宅的缝隙,搅动着本就浑浊不堪的池水。
魏国公府密室内的密谋,并未立刻付诸行动,但种子已然播下。徐家家主,那位沉郁的中年人徐钦,在极度挣扎后,最终以一种近乎自我麻痹的姿态,默许了家族中一位远房、精明且与江南有生意往来的堂弟,携带一封措辞极其隐晦、只表达“问候”与“关切现状”的信函,以经商为名,秘密南下苏州。
与此同时,其他几位参与密会的勋贵之后,也各自通过不同渠道,与新明控制区进行了试探性接触。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提出的条件也五花八门:有的只想保住家族在江南的田产铺面;有的希望在新明未来的朝廷中谋得一席之地;更有的,则隐晦地表示,可以在“关键时刻”,在应天城内“有所作为”。
新明设在苏州的“江南安抚使司”(临时最高行政机构)对这些人物的暗中投石问路,态度谨慎而灵活。皇帝吴峻早有明示:对于大明旧有势力,分化瓦解,拉拢可拉拢者,打击冥顽不灵者,但核心原则是,任何合作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并遵守新明基本法度(尤其是土地和税收政策)的基础上,且不得保留私兵、干预地方行政。
于是,一场场无声的谈判在密室、酒楼、甚至寺庙禅房中展开。新明的代表,既有随军文官,也有被争取过来的江南本地名流作为中间人。筹码是利益、安全和可能的未来地位,代价则是与旧王朝的彻底切割,并接受新秩序的改造。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有人拂袖而去,有人犹豫不决,但也有人,在绝望和利益的权衡下,颤抖着签下了协议,交出了部分家族私藏的军械、钱粮或机密情报作为“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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