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研的做到高端水平，也就不得不讲政治了，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政治，而高端
因此，不管是美国的科学家还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年到头都忙的发疯。
若是有人做一个科学家的起居录，就会发现，科学家们的忙碌并不仅止于是科研，事实上，越是顶级的科学家，他们就越是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科研以外的地方。
就比如达尔贝科想从美国国会里要钱，他就要说动有资格拨款的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并亲自向他们解释人体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
实际上，又有几个国会议员或者参议院听得懂人体基因组计划？
随便拉一名生物专业的学生丢给国会议员，都够给他们讲清楚人体基因组计划了。但达尔贝科想要资金，他就必须亲自去给国会议员做科普。
不仅如此，议员们还可以提出相应的交换条件。
例如一名阿拉巴马州的议员，为了让自己愚蠢的侄子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读书，就可以要求达尔贝科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实验室挂名，每年花费三五天的时间即可。
这样的交换，一次两次可以，十次八次以后，可以想象顶级学者的时间飞去了哪里。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出现在中国。遍及中国的院士实验楼，长江学者共建实验室之类的东西，每一栋都代表着一年三天或者五天的时间消耗。
但为了拿到地方的资金，或者不管是什么渠道的资金，这些时间和名声是必须要出售掉的。
名气越大的学者，就越能将自己的时间和名气卖出越高的价格，从而用这些资金争取更大的名气和时间，这个循环，与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杨锐也有这样的需求。
他需要资金来做基因组学的深入研究，他需要资金维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高水平运作，他需要资金来分给自己的助手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将失去自己的项目，失去完成项目的实验室，或者失去完成项目的科研汪。
实验室的助手们用每周110个小时来为杨锐工作，杨锐在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
而杨锐向托拜尔斯提出的要求，就等于是让他支持自己的所需，从而让自己能将时间集中到二代pcr的研究上来。
只不过，这样做，不管是能源部还是其他什么机构，都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好处了。
尽管科研投入在很多时候都是无回报的，可杨锐的要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托拜尔斯却是拼命的动着脑筋。
人体基因组项目的规模不是少见，而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个背景下，有可能独当一面的学者，都是非常特殊的，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比起杨锐，一些欧洲的学者要求可能更古怪，更难以达成，且耗费更多。
“杨锐先生，如果不是直接向pcr上的投资的话，我只能批准20万美元的款项。”托拜尔斯想了很久，给出了这么一个数字。
翻译照例是给翻了过来。
杨锐微微摇头，道：“你刚刚还说有500万美元的限额，一下子就落到20万美元了。”
“500万美元是向pcr的投资。”托拜尔斯多肉的脸像是含羞草似的蜷起来，道：“这20万美元原来是能源部给我公关经费，我可以全部拿出来，您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我的确是想要些不管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的资金，但20万太少了。”
“我或许还能帮您找到一些企业投资，是不要求回报的那种，总数不会太多，也许……10万美元，总数30万美元，先缓解一下您这边的需要怎么样？”托拜尔斯稍微提高了一些数量。
而他隐含在话里的意思，其实也是让杨锐做出些成绩看看。
毕竟，如果是投资二代pcr的话，不管是签署何种文件，都会有类似里程碑的支付条款。
杨锐的大曲线要求，却是天然的断绝了这种条款。
鉴于此，托拜尔斯或者他的上级，也不可能给予大额的一次性支付，否则，杨锐要是拿了钱不做pcr，或者做了pcr不与其合作，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种钱只能是做手动限制了。
就像是很多慈善组织或者个人对大学的捐款一样，很多大学都拒绝接受制定目的和研究方向的捐款，前者为了看到自己的钱发挥作用，就只能做手动限制。
杨锐想了想，道：“虽然30万少了点，但也只能这样了，春节前能把钱打过来吗？”
“我一会就去打电话。合作愉快。”托拜尔斯停了一下，接着道：“如果您能在春节后推动pcr的研究的话，我或许能帮您争取到更多的无限制资金。”
这是杨锐有信心去做的事，而且，无论有没有托拜尔斯，有没有达尔贝科，杨锐都是要将pcr的技术更新下去的。
托拜尔斯所说的春节前后，对普通的学者来说，或许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指不定连年都过不好了，但对杨锐来说，无非就是个几个验证试验的事，和开胃小菜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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