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抽旱烟时，烟杆上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树皮上那些沟壑似的纹路——那纹路深得像这世道的变迁，前年冬天起，就没断过新的刻痕。
前年雪下得早，腊月里寒风卷着雪沫子往人脖子里钻，我正蹲在灶台前给老婆子烧火，院门外忽然炸响一阵马蹄声，是邻村的王二愣子，裹着件露棉絮的棉袄，脸冻得通红，扒着门框就喊：“老叔！老叔！出大事了！常家老二！常老二成督军了！”
我手里的火钳“当啷”掉在地上。常家老二，常敬之，这名字我熟。他是隔壁会州的，小时候跟着他爹来我们村讨过饭，就在这老槐树下，瘦得像根柴火棍，眼睛却亮，盯着我手里半个窝头，没伸手要，就直挺挺站着，后来我把窝头塞给他，他还鞠了个躬，说“谢大叔”。那时候谁能想到，这讨饭的娃能成“大帅”？
王二愣子还在咋咋呼呼：“现在都叫常大帅了！听说老厉害了，从南边一路打过来，枪子儿都绕着他走！先前那些占着地盘的大帅、大王，什么张督办、马司令，名声全没了——外面人说，全被常大帅砍了脑袋，尸体扔到黄河喂鱼了！”
我没接话，只把火钳捡起来，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灶火“噼啪”响，映得老婆子的脸忽明忽暗，她往锅里添了瓢水，小声说：“砍脑袋？不像那娃能干出来的事。”
可世道就是这样，拿了刀枪，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
不过常大帅倒是没忘了本。他从会州县起家，我们这挨着的几个县，这两年确实沾了光。
先前路不好走，开春化冻就成泥坑，去年秋天，县里来了队兵，带着铁锹洋镐，硬生生修出条能跑马车的土路；村西头那口老井枯了，也是他手底下的人送来新的打井工具，帮着打出口甜水井。
村里好几个后生都去投奔他了，每次写信回来，没一个不夸他的。狗剩他娘总拿着信跟人念叨：“俺家狗剩说，大帅待他们亲得很，吃饭都跟兵卒子坐一桌，谁要是受了伤，大帅还亲自给上药呢！”说得那叫一个热乎，好像常大帅还是当年那个站在槐树下鞠着躬的娃。
后生们信，老婆子也信，可我不信。活了快七十年，见多了拿刀子的人，哪有不狠的？和善是给外人看的，真要坐那个位置，心不硬，早被人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我把这话跟老婆子说，她总瞪我：“你这老东西，就是心黑，见不得人家好。”
我没再跟她争，有些事，得等时间来验。
果然，今年开春刚过，风就变了。先是听说邻县在剿匪，接着就传来“土地改革”的说法。村里开始有人慌了，聚在老槐树下嘀咕，说要把地契藏起来，说不定过些日子就不算数了。我倒不慌，家里就十几亩薄田，够吃够喝，多一寸都没有，不管怎么改，总不能把穷人的口粮也收了去。
慌的是村里那几家有地的。张老财家有七八十亩地，李秀才家也有几十亩，他们夜里睡不着，提着点心往我家跑，问我这“土地改革”到底是啥章程。我哪知道？只能劝他们：“等着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没等几天，县里就来了兵，说是一个连，驻在村东头的旧庙里，帮着乡政府搞土地丈量。消息传回来时，村里炸了锅——带队的连长，竟是李狗蛋。
李狗蛋是我们村出去的，他爹娘死得早，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小时候总跟在我家小子屁股后面跑，黑瘦黑瘦的，见了我就喊“刘大爷”。后来常大帅招兵，他瞒着村里人偷偷去了，这都三年了，回来竟成了“李连长”。
他回村那天，穿了身笔挺的灰军装，腰间别着枪，身后跟着几个兵，走路都带风。张老财他们瞅着机会，凑上去递烟，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起来了：“狗蛋……不，李连长，可算把你盼回来了！”
李狗蛋没端架子，接过烟，又给点上，还是那口村话：“张叔，李伯，别叫啥连长，还叫我狗蛋就行。”
张老财搓着手，小心翼翼地问：“狗蛋啊，这土地改革……到底咋弄？俺们这些自耕农，不会也得把地交出去吧？”
周围几个人都支棱着耳朵听。李狗蛋吸了口烟，吐出来个烟圈，说：“叔伯们放心，政策明明白白的，主要针对地主，就是那些手里攥着几百上千亩地，靠租地剥削人的。你们这些自耕农，自家种自家的地，只要地契合法，一点事没有。”
他顿了顿，又说：“就是得重新丈量，怕有些人家暗地里多占了公家的地。丈量清楚了，政府给发新地契，以后这地就稳稳当当是你们的。”
张老财他们对视一眼，都松了口气。我也站在人群后面点头，心里想，这娃没白养，是个懂情义的，自家看着长大的，总不会骗自家人。
果然没出多久，县里就动了真格。听说城西门外枪毙了几个地主，都是以前勾结土匪、逼死佃户的主儿，其中就有清河县的赵阎王——那老东西当年占了不少人家的地，还烧死过欠租的佃户，早该有这报应。枪声传过来时，村里静悄悄的，没人哭，也没人闹，倒是有几家佃户偷偷放了挂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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