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午后，阳光把老槐树的影子揉碎在哲学系小院的青石板上，蝉鸣像被拉长的棉线，绕着屋檐转圈圈。周教授蹲在墙根前，指尖悬在半空，离一只蚂蚁只有两厘米——那只深褐色的工蚁缩成个小球，触须有气无力地晃着，六条细腿偶尔抽搐一下，像是在跟谁较劲。
“周老师，它这是咋了？”生物系的顾华背着帆布包跑过来，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溜圆，手忙脚乱地从包里翻出放大镜，“我看看是不是中了真菌？上次实验室的蚂蚁……”
“别碰它。”心理学专业的刘佳佳蹲在另一边，声音轻得像怕吹跑了什么，“你看它挣扎的样子，好像在说‘别管我’似的。”她指尖无意识地抠着牛仔裤膝盖的破洞，指节泛白——这动作周教授太熟悉了，每次她想起那个没能留住的来访者，就会这样。
物理系的廖泽涛抱着本《天体演化史》，倚着老槐树笑：“刘佳佳你又代入了，从能量守恒说，它就是耗完了，跟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一个道理。”
“那要是能充电呢？”大一的小景云扎着高马尾，辫子随着她的动作甩来甩去，“给它喂点糖水？或者……”
周教授终于开口了，声音混着树叶的沙沙声，慢悠悠的：“你们说，要是这蚂蚁有思想，它会怪我们救不了它吗？”
这个问题像颗小石子，在几个年轻人心里荡开圈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从这只濒死的蚂蚁聊到喷发的火山，从抑郁的来访者说到冻死后的红豆杉，甚至扯到了汶川地震时的救援队。那些“努力了却没用”的故事，像老电影里的画面，一帧帧在阳光里铺开。原来人生最该学的课，不是“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如何跟‘改变不了’好好相处”。
“你们发现没？人这辈子总在犯一个错。”周教授捡起片槐树叶，对折两次，变成个小漏斗，轻轻放在蚂蚁旁边，“总觉得‘只要我够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顾华举着放大镜，忽然“哎呀”一声：“还真让您说着了！去年菲律宾塔尔火山喷发，当地政府就犯了这错。我表哥在那边做地质勘探，说一开始只是小规模冒烟，政府怕影响旅游业，居然想用混凝土把火山口堵上——您猜怎么着？”他把放大镜往口袋里一塞，手舞足蹈起来，“那火山跟憋坏了的高压锅似的，轰隆一声，岩浆顺着新裂开的缝子喷出来，比原来猛十倍！附近村子的屋顶都被火山灰压塌了，表哥说他当时躲在观测站，听着外面跟炸雷似的，腿肚子都转筋。”
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后来专家复盘，说其实一开始疏散就没事，偏要跟火山较劲。就像这蚂蚁，你给它喂糖水，说不定死得更快——它的消化系统早就不行了。”
刘佳佳突然吸了吸鼻子，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她赶紧用手背抹了把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不起啊，突然想起陈一涵了。”
“是你实习时那个来访者？”周教授递过去一张纸巾。
“嗯。”刘佳佳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很用力，像是怕被风刮走，“他是个程序员，三十岁，重度抑郁。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衫，坐在咨询室角落，说‘活着就像在水里憋气，快喘不上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又开始抠牛仔裤：“我那时候特想拉他一把。每天早上给他发‘今天天气不错’，周末约他去公园喂鸽子，还请他爸妈来做家庭治疗——他爸妈总说‘你就是想太多’，我跟他们吵了三次架，差点被督导骂。”
“结果呢？”小景云忍不住问，马尾辫垂了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第三个月的一个早上，他没赴约。”刘佳佳的眼泪又下来了，这次她没擦，“警察找到他时，他手机里存着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没回。我那阵子天天失眠，总觉得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话说得太轻了？是不是该逼他吃药？直到督导把我拉到咨询室，指着窗外的树说：‘佳佳，你看那棵歪脖子柳树，去年台风把它吹得快贴地了，你能把它扶直吗？扶直了，它反而活不成。’”
她忽然笑了，带着泪的那种：“现在想想，陈一涵就像那棵柳树，他的根已经烂了，我再使劲扶，只会让他更疼。”
“那……那我们就啥也不管了？”小景云急了，马尾辫又甩起来，“要是看见有人掉水里，难道说‘这是他的命’？还有那些濒危动物，比如华南虎，全国才剩几十只，就眼睁睁看着它们消失？”
周教授没直接回答，转头问廖泽涛：“你秦岭老家那个护林员大叔，最近怎么样了？”
廖泽涛挠了挠头，把《天体演化史》往肚子上一按：“还那样，天天扛着铁锹上山。不过去年红豆杉冻死之后，他好像变了个人。”
“啥情况？”顾华凑过去，一脸好奇。
“那大叔姓王，我叫他王叔。”廖泽涛的声音低了些，像是在说什么郑重的事，“他守着那片红豆杉林二十年了，跟看孩子似的。红豆杉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以前总有人偷伐，王叔就搭了个棚子住山上，夜里听见点动静就举着木棍追——有次被偷树的打骨折了，躺了仨月，刚能下床又往山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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