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望着远处的围墙，像是能透过墙看见秦岭的山：“去年冬天，山里下了场罕见的冻雨，零下十几度，下了三天三夜。王叔凌晨三点就起来扫树上的冰，可那冰结得比手指头还粗，扫掉一层又结一层。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刚长了两年的小苗，叶子从绿变成黑，最后脆得一捏就碎。”
“我回去过年时见着他，他蹲在空地上，手里攥着棵冻死的树苗，跟我说：‘泽涛啊，叔算明白了，有些事不是你拼了命就能成的。’”廖泽涛学着王叔的陕西口音，粗声粗气的，“‘就像你没法让地球倒着转，红豆杉有它的命，该冻死时，你守着也没用。’”
小景云咬着嘴唇，小声说：“那王叔岂不是白干了二十年？”
“才不白干呢！”廖泽涛突然提高了声音，“他说虽然小苗冻死了，但这二十年保住了二十棵老树啊！现在那些老树结的果子，掉在地上长出了新苗——今年春天我看他发的视频，绿油油的，比去年的还壮实。他还在山上种了别的树，说‘红豆杉活不了，别的树能活也是好的’。”
周教授这时指了指墙根：“你们看那些青苔，上周暴雨时，是不是被冲得跟烂泥似的？”
几个人凑过去看——墙根的青苔绿得发亮，顺着砖缝爬得老高，甚至钻进了墙皮的裂缝里。
“可不是嘛，”顾华点头，“我上周还跟刘佳佳说，这青苔怕是活不成了。”
“可雨一停，它又爬起来了。”周教授的手指轻轻拂过青苔，“道家说‘道法自然’，不是让你躺平，是让你明白‘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你不能逼着水往高处走，但你可以挖条渠，让它流得更顺些。”
他顿了顿，说起了汶川地震时的事：“2008年我在灾区做志愿者，跟一个救援队队长睡一个帐篷。那队长姓赵，胳膊上有块疤，是救一个小姑娘时被掉下来的预制板划的。有次半夜睡不着，他跟我说，最难的不是挖人，是挖不动的时候。”
“有个楼塌得只剩半面墙，底下压着个老太太，能听见声音，却怎么也挖不动——旁边就是摇摇欲坠的横梁，一动就往下掉渣。赵队说他当时红着眼跟疯了似的，拿撬棍使劲砸，手磨出血了都没感觉。后来老太太在底下喊：‘小伙子，别费劲儿了，我孙子已经被救走了，我没啥牵挂了。’”
周教授的声音慢了下来：“最后赵队他们撤了，眼睁睁看着那半面墙在余震里塌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难受的时刻，直到有个老乡跟他说：‘你们能在旁边守着，让老太太走得安心，就够了。’”
刘佳佳突然问：“周老师，那您说，‘够了’到底是啥意思？就像陈一涵，我到现在都觉得没做够——要是我当时更坚持一点，要是我……”
“你知道吗？陈一涵最后那条没回的消息，是你发的‘明天我们去看荷花吧’。”周教授看着她的眼睛，“他没回，但他看见了，这就够了。就像赵队守着那堵墙，王叔种活的老树，还有现在——”他指了指那只蚂蚁，“它已经不动了，但我们刚才给它盖的槐树叶，让它不用被太阳晒着，这就够了。”
“可我还是难受。”刘佳佳的声音带着哭腔，却比刚才稳了，“难受自己太没用。”
“难受就对了。”周教授笑了，露出眼角的皱纹，“道家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让你硬扛，是让你带着这份难受，该干啥干啥。你看那些山洪过后的村子，老乡们哭完了，该修水渠修水渠，该种玉米种玉米，没人说‘反正会被淹，不种了’。”
廖泽涛突然插嘴：“我想起我姥姥了！她去年摔了一跤，腿不行了，再也不能上山采蘑菇了。一开始她天天哭，说自己成了废人。后来我妈给她买了个小花盆，让她种多肉，现在她天天研究怎么让多肉爆盆，比以前还精神。”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照片给大家看，“您瞧这盆‘桃蛋’，胖乎乎的，全是我姥姥的功劳。”
顾华看着照片，突然一拍大腿：“哎！这不就是您说的‘顺势而为’吗？我姥姥也这样，以前总说要帮我带孩子，结果去年中风了，左手不利索。现在她改教我闺女剪纸——用右手剪，居然比以前还好看！”
小景云的高马尾又甩起来了：“那我以后遇到‘改不了’的事，就想想这只蚂蚁？想想红豆杉？想想……”
“不用想那么多。”周教授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记住三句话就行：第一，别拿自己当老天爷，你改变不了规律；第二，别拿‘改变不了’当借口，能做一点是一点；第三，做完了就放下，别跟自己较劲。”
他弯腰把那只已经僵硬的蚂蚁，连同那片槐树叶一起，轻轻埋进花坛的土里，动作像在安放一件珍贵的宝贝。“你看，我们救不了它的命，但能让它死得舒服点，这就不算白忙活。”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是谁在轻轻点头。刘佳佳摸了摸口袋里的纸巾，突然觉得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石头，好像轻了点。顾华开始给大家讲蚂蚁的社会结构，廖泽涛翻出《天体演化史》，指着某一页说“你看这恒星的寿命，跟蚂蚁多像”，小景云则蹲在花坛边，小声说“明年这里会不会长出槐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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