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整，日租界东亚日报社门口响起了哨声。两名穿着黑色制服的日本工作人员开始引导记者们登车。两辆灰绿色的中型客车，车身印着“东亚日报社”的字样，像是两只沉默的钢铁巨兽，匍匐在路边。
王汉彰跟着人群，踏上了其中一辆车的踏板。车门在他身后关闭，发出沉闷的“嘭”的一声，像某种命运之门的合拢。
车子缓缓启动，驶离报社，拐上宫岛街（今和平区鞍山道），朝着老龙头火车站的方向驶去。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流动，卖报童的吆喝、黄包车夫的喘息、商铺招幌的摇晃，都被隔绝在厚厚的玻璃之外，变得模糊而不真实。
王汉彰靠窗坐着，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记者证。皮质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他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天津街景，望着那些在春日阳光下依然为了生计奔波、对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浑然不觉的芸芸众生，忽然感到一种彻骨的孤独。
他知道，此行北上，不是归途，而是另一场不知终点的漂泊的开始。而他要找的人，他要救的人，他要告别的人，都像这窗外风景，被疾驰的列车抛在身后，再也无法真正触及。
车子颠簸了一下，驶过一道铁轨。远处，老龙头火车站的钟楼，已经在望。
下午三点，火车在北平前门车站缓缓停靠。
这是一列混合车厢的专列，前面几节是硬座，坐满了从天津来的记者，后面加挂了两节软卧车厢，供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和少数重要记者使用。王汉彰持有的《真善美晚报》记者证，让他得以待在硬座车厢，与大多数中国记者在一起。
车厢里弥漫着复杂的味道：劣质烟草的呛人气味、汗味、皮革箱子的气味、还有不知谁带的烧饼和卤煮的油腻味道。空气闷浊，尽管车窗开了一条缝，四月的风灌进来，也驱不散那沉淀已久的浮躁气息。
王汉彰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月台上熙攘的人群。北平的记者已经在等候，大约三、四十人，提着大小箱子，在几名穿着和服或西装的日本人引导下，鱼贯登上后面的车厢。
他们的表情各异，有的兴奋张望，有的眉头紧锁，有的则一脸麻木。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身材瘦削的年轻记者，在上车时不小心绊了一下，箱子脱手，里面的纸张散落一地。他慌忙蹲下捡拾，旁边一个日本工作人员不耐烦地催促着，皮鞋尖几乎踢到他的手指。
王汉彰收回目光，看向车厢内。
火车再次启动，缓缓驶离北平站，速度逐渐加快，朝着北方，朝着长城，朝着战火尚未熄灭的方向驶去。
车厢里的气氛，很快就像投入冷热水的温度计，清晰地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王汉彰前方几排，五六个记者围坐在一起，中间是一个穿着绸面长衫、胖乎乎的中年人，正操着略带江浙口音的官话，声音洪亮地发表着见解。他手里挥舞着一份报纸，王汉彰瞥见报头是《华北新报》——那是一份北平着名的亲日报纸。
“……所以说，这次关东军是忍无可忍，迫不得已！”胖记者唾沫横飞，“长城沿线，华军屡次挑衅，破坏满洲国国境安宁。关东军为了东亚大局，为了满洲国三千万百姓的福祉，才不得已出手自卫！这叫‘惩戒’，不叫侵略！咱们做记者的，要把这个道理写清楚，告诉全国民众，不要被那些激进分子的宣传蒙蔽了眼睛！”
旁边一个梳着油光分头、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连忙附和：“张主编高见！依我看，中日同文同种，本该携手共建东亚新秩序。那些喊着抗战到底的，才是真正不顾百姓死活的战争贩子！咱们这次去前线，就是要用眼睛看，用笔写，把日本军队的严明纪律、对百姓的秋毫无犯，都如实报道出来！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对对对！”另一个尖嘴猴腮的记者接口，“我听说第八师团进入承德时，老百姓都跪在路边磕头感谢呢！汤玉麟那个土匪，把热河刮地三尺，百姓苦不堪言。日本军队一来，秩序恢复了，买卖照做了，这不是王师是什么？咱们得好好写，这也是为了华北的和平嘛！”
他们的声音很大，毫不避讳，甚至带着一种刻意表现给可能存在的监听者听的讨好。周围一些记者听了，脸上露出或鄙夷、或愤怒、或无奈的表情，但大多转过头，看向窗外，或者闭目假寐，不愿与他们争论。
王汉彰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这些人的嘴脸，他太熟悉了。在天津卫的商场、码头、宴会厅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任何东西，包括良心，包括脊梁。
只是此刻，在北上战场的火车上，听着他们将侵略美化成“王师”，将屠杀粉饰为“惩戒”，这种赤裸裸的无耻，让他感到一阵好笑！论起来卖国，这帮人还上不了台面！他们的这些言论，无非就是拾人牙慧罢了。这些货色，吃粑粑也赶不上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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