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的训练，七十天，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豪恩斯洛农场训练营中的学员从最初的三十七人，锐减到只剩下十五人。
那些被淘汰的人中有的是因为体能跟不上，有的是因为射击成绩始终无法达标，有的是因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连续两次迷路、超过规定时间六个小时以上才被搜救队找到。
还有一个人，一个来自海军情报处的、戴着圆框眼镜的瘦高个，在一次夜间渗透训练中从一堵矮墙上摔了下来，摔断了锁骨，被送进了医院。
王汉彰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离开。有些人在离开的时候很平静，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和剩下的人握握手，说一声“祝你们好运”，然后坐上那辆每周五下午固定从农场开往伦敦的军用卡车，消失在农场大门的另一侧。
有些人在离开的时候很不甘心，他们在肖恩的办公室外面站了很久，想要一个解释，想要一个机会，想要一个“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许可。但肖恩的办公室门始终是关着的，没有任何解释从门缝里漏出来。
在剩下的这十五个人里，王汉彰的训练成绩只能排在中游。他的体能不是最好的，他的枪法不是最准的，他的野外生存技能不是最熟练的。
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本事——他能从教官的眼神、语气、甚至呼吸的节奏中判断出今天的训练重点是什么，教官想要看到什么样的表现，哪些细节会被扣分哪些细节会被忽略。
这不是训练出来的，这是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茶馆里，在那些牌桌和酒桌之间，在那些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被人从窗户扔出去的日子里，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本能。
邦的成绩更是惨不忍睹。
每次淘汰，邦都站在危险的边缘。他的体能测试永远在及格线附近徘徊，他的野外生存训练有两次差点没在规定时间内返回，他的射击成绩在前四周里一直是倒数前三名。
有好几次，王汉彰都觉得邦会在下一周被肖恩叫到办公室里去，然后邦就会收拾东西坐上那辆周五下午的卡车，然后他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但每次到了最后的考核时刻，邦总能涉险过关。
第八周的周三晚上，地下室的搏击训练结束后，王汉彰和邦坐在软垫上喘气。邦的嘴唇破了一道口子，下唇的内侧被自己的牙齿磕破了，血从他的嘴角渗出来，在下巴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红线。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看了一眼手背上的血，然后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王，”邦的声音有些含混，因为嘴唇破了，说话的时候像是在含着什么东西，“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
王汉彰正在用绷带缠自己的右手食指。他的食指在击打沙袋的时候扭了一下，不严重，但肿了一圈，关节处的皮肤被手套磨破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嫩嫩的新皮。
“因为有人想杀我们。”王汉彰说。他把绷带的末端塞进缠绕的缝隙里，拉紧，然后用左手拍了拍已经缠好的部分，确认不会松脱。
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在他那张破了一角嘴唇的、沾着干涸的血迹的、疲惫不堪的脸上，显得既滑稽又动人。
“说得对，”邦说，“因为有人想杀我们。所以我们得先学会怎么不让他们杀。”
他顿了一下，然后补充了一句：“然后学会怎么杀他们。”
王汉彰看了邦一眼。这是他从邦嘴里听到过的、最不像邦会说的话。但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没有玩笑，没有戏谑，没有那种在任何场合都要保持的、玩世不恭的、什么都不在乎的表情。他的表情是认真的，认真的程度甚至让王汉彰觉得有点不习惯。
九周的某个傍晚，训练结束后，王汉彰一个人站在城堡背面的那条土路上，看着太阳从远处的草甸上落下去。冬天的日落来得早，下午四点多天就开始暗了。
太阳在落下去之前会变得很大、很红、很圆，像一颗被烤熟了的心脏，挂在灰蓝色的天幕和黑色的地平线之间，把整个天空染成了一种介于橙色和紫色之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一块被揉皱了的丝绸的颜色。
远处有人在唱歌。不知道是哪个学员在木屋里唱的，声音不大，从那些用马厩改成的宿舍里传出来，被冬天的冷空气过滤了一遍，变得又远又轻，像是一根细细的、断断续续的、随时会被风吹断的线。
那首歌的旋律王汉彰没有听过，歌词他也没有听清，但那个调子是温暖的、舒缓的、带着一种在经历了漫长的一天之后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的、疲倦而满足的叹息。
他想起了天津。想起了海河。想起了南市三不管上的灯笼。想起了他的两个妹妹。想起了赵若媚。
他想起赵若媚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奇妙的、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想念。想念是一种酸涩的、带着一丝苦味的东西，像是一颗还没有熟透的山楂在舌尖上慢慢化开的感觉。
十周的封闭训练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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