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府案的尘埃虽未完全落定，但其引发的震荡已深刻改变了朝堂的气象。清吏司的权威得以确立，改革派的声音逐渐响亮，而皇帝朱由校在沈惊鸿的潜移默化下，对“格物致用”、“制度治国”的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朝野的目光，开始从对个案的追究，转向对更深层次国家治理，尤其是关乎国本的土地与民生问题的探讨。
山东，作为此次吏治风暴的中心，同时也是试验新策的最佳场地。陈子廷与朱统鑍在基本肃清孔府直接关联的利益链条后，并未停歇，而是依据沈惊鸿“三步走”的方略，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复杂和根本性的问题——土地制度与基层治理。
山东布政使司的官衙内，陈子廷与专项督查组的核心成员，以及被紧急召来的几位精通农政、田赋的户部老吏，正对着一幅巨大的山东舆图和一叠叠厚厚的鱼鳞图册副本，眉头紧锁。
“大人，”一位户部老吏指着图册上密密麻麻的标注，声音沙哑，“山东之地，兼并之烈，触目惊心。除孔府外，各地宗室、勋贵、官僚、豪强，以投献、诡寄、强买等手段，隐匿田产无数。在册纳赋之田，十不及七八！小民或沦为佃户，或失去恒产，流离失所。此乃国用不足、民生日蹙之根源啊！”
朱统鑍沉声道：“清丈田亩，虽能厘清一部分，然则，若制度不变，今日清出，明日恐又被他法隐匿。且那些无地少地之民，生计如何保障？山东经此动荡，若不能迅速安民，恐生变乱。”
陈子廷目光锐利，他深知问题的核心。大明的土地问题积弊已深，单一的清丈和惩贪，如同只修剪枝叶，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根基。必须有一整套结合现状、能够落地的改良方案。而这样的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他一个清吏使或山东督查组所能决断，必须由皇帝乾纲独断，并以朝廷名义推行。
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密奏，不仅详细汇报了山东土地问题的严峻现状，更附上了一份与幕僚、户部官员反复商讨后拟定的 《山东等地田亩整顿与安民疏》 草案，请求皇帝圣裁。这份草案，融合了沈惊鸿平日与他通信中提及的一些理念，并力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1. “限田”与“清退”并举： 建议对宗室、勋贵、官员及地方豪强设定最高拥田限额，超出部分，若为非法所得，坚决清退原主；若为合法购买但超出限额，则由官府以公道价赎买（资金可部分来自追缴的赃银）。
2. “授田”与“垦荒”安民： 将清退和赎买的部分土地，以及清查出的无主荒地，优先授予无地、少地的佃户和流民，承认其永佃权甚至部分产权，只收取较轻的赋税，使其成为国家的自耕农，稳定税基。
3. “减赋”与“规范”减负： 在清丈基础上，重新核定田赋，合并部分苛捐杂税，明确征收额度，杜绝胥吏上下其手。对贫困新垦之地，给予数年赋税减免。
4. “保甲”与“乡贤”共治： 在基层，推行或强化保甲制度，但强调其治安与互助功能，而非单纯的管制。同时，鼓励选拔地方上正直有声望的士绅或致仕官员担任“乡贤”，参与调解纠纷、督导风化、协助官府推行政令，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共治格局，削弱胥吏和豪强对基层的控制。
这份草案，既试图限制土地兼并，安抚流民，稳定基层，又考虑了执行的可行性，避免过于激进的“均田”可能带来的巨大阻力。
密奏以六百里加急送入京师。
文华殿内，朱由校仔细阅读着陈子廷的奏章和那份沉甸甸的草案。他不再是那个只对木匠活感兴趣的皇帝，接连的大案和沈惊鸿的不断“启蒙”，让他开始真正思考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他召来了内阁辅臣、户部尚书、以及被他倚为臂膀的魏忠贤。
殿内，争论异常激烈。
户部尚书首先担忧：“陛下，限田、赎买，所需银钱巨大，国库如今虽因追赃稍有充实，然辽东战事、各地灾荒，用钱之处甚多，恐难支撑如此大规模之举。且赎买之价若低，则怨声载道；若高，则国库不堪重负。”
一位阁老则从稳定角度反对：“陛下，祖制不可轻动。限田之议，古已有之，然执行极难，极易引发勋贵、官绅剧烈反弹，动摇国本。不若徐徐图之，以劝诫、清丈为主。”
魏忠贤却出人意料地表示了谨慎的支持：“皇爷，陈子廷所奏，虽有些理想，但山东如今就是个烂摊子，不用猛药，难起沉疴。那些蠹虫被收拾了，正好空出地方来试行新法。若成了，是皇爷您的圣明；若不成，也可及时止损。总比现在半死不活，还要不断往里填银子赈济流民强。再者，”他压低声音，“此法若能推行，可是能大大削弱那些不听话的地方豪强和宗室的力量……”
朱由校听着各方意见，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龙椅扶手。他看向一直沉默的沈惊鸿（通过奏章“在场”），脑海中回想起沈惊鸿关于“蒸汽机维护”和“清除积垢”的比喻。旧的系统已经运转不灵，到处都是摩擦和损耗（贪官污吏、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不大修一番，更换一些部件（制度），调整传动（治理模式），这台机器迟早要彻底停转甚至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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