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二年五月十八日，北京，文华殿东暖阁。
赖陆坐在御案后，手里拿着一份奏疏。窗外是五月中旬明亮的阳光，透过南窗的棂格，在青砖地面上投下一道道整齐的光栅。蝉鸣从院中那棵老槐树上传来，一阵接一阵，像一把永不停歇的锯子，在切割着午后的寂静。
他手里的这份奏疏，是文震孟上的。
文震孟，恩科榜眼，苏州吴县人，精研《春秋》三十年，四十八岁中第。按照惯例，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从事着作，属于清要之职。但文震孟没有去翰林院，他自请去了刑部，任福建清吏司主事——正六品，专司核办各省上报的刑名案件。
赖陆当时有些意外，但还是准了。他记得文震孟谢恩时说的那句话：“臣老矣，馆阁清谈，非臣所能。刑名之学，或可为国家稍尽绵力。”他没有想到的是，文震孟到任不到一个月，就上了一道奏疏。不是谢恩的，不是辞让的，而是——请求修改《大明律》中关于“收继婚”和“奸情”量刑标准的奏疏。
赖陆的目光落在奏疏的开头。文震孟没有用“臣闻”之类的套话，而是直接切入主题：
“臣自入职刑部以来，日阅各省上报案件，见风化案之多，触目惊心。其中尤以收继婚、寡妇改嫁、叔嫂相收等案为最。每案具结，按律皆当论死。然臣反复推勘，深觉其中情伪万端，有非律文所能尽括者。”
赖陆的目光在这里停了一下。他没有立刻往下看，而是先将奏疏放在案上，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曹化淳新沏的，温度刚好。他放下茶盏，重新拿起奏疏，继续往下看。
文震孟在奏疏中没有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先详细描述了这些案件的社会背景。他写道：
“臣查此类案件之来源，大抵有三：一曰里保呈报。十户一牌，十牌一里，大明律明文：境内有人犯内乱、奸盗重案，里保知情不报，杖六十。新朝初立，各地里保不知朝廷宽严之度，恐遭连坐，不敢隐瞒，遂将历年旧案一并呈报。二曰匿名禀帖。或有同族旁支觊觎财产者，或有寡嫂娘家不甘田产外流者，暗投禀帖于府县巡按。御史行文下县质询，知县不敢不查，查则必究。三曰学官访查。各府县教谕、训导负有访查风化之责，新朝肇基，学官欲表政绩，纷纷上报。”
赖陆看到这里，眉头微微动了一下。文震孟没有一上来就指责法律严苛，而是先解释了为什么最近这类案件突然增多——不是民间风俗突然变坏了，而是新朝初立，各级官吏和里保摸不清朝廷的底线，为了自保，宁可多报，不敢瞒报。
他继续往下看：
“臣查阅各省上报案件中，有一类情形尤为普遍：民间贫难之家，夫死之后，遗妻孤儿，薄田数亩，难以自存。其夫家兄弟，或为存亡继绝，或为免田产外流，遂收寡嫂为妻，俗称‘收继’。此类结合，往往经族长、村老见证，行拜堂之礼，俨然夫妻，与寻常奸情迥异。然按《大明律》，收继婚与常人奸罪同科，俱当论绞。”
赖陆的目光在这里停住了。他放下奏疏，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那棵被阳光照得发亮的老槐树，沉默了一会儿。
收继婚。他在朝鲜见过这种情况。在倭国也见过。甚至在辽东的女真部落中，这也是常见的习俗——兄死弟继其嫂，不仅是为了照顾寡嫂和孤儿，也是为了保持家族的财产不外流。在大明的律法中，这是死罪。但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甚至被视为美德的行为。
他重新拿起奏疏，继续往下看：
“臣尝询之乡老，皆云：收继之事，于夫家而言，小叔与寡嫂皆出于本心，既可存亡继绝，又可免田产外流，实为两全。于寡嫂而言，与其改嫁他姓，受尽白眼，不若留居夫家，抚养亲子。于乡里而言，族内消化，不涉官府，可免讼累。故此类结合，虽律有明禁，而民间视若固然。自洪武以来，二百余年，相沿成习，无人举发，则官亦不问。”
“然自新朝肇基，官吏畏法，里保自保，遂将此等旧案一一翻出。各省上报收继案件，累计已达数百起。若尽按律论绞，则当诛者不下千人。臣非不知律有明条，然窃以为——法者，所以禁奸也，非所以驱民于死地也。此等案件，情有可原，法虽当诛，而情实可悯。若一概论死，恐非圣朝宽仁之意。”
赖陆的目光在“若尽按律论绞，则当诛者不下千人”这句话上停留了很久。他放下奏疏，揉了揉眉心。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他没有抬头，但听到茶盏被轻轻放在案角的声音，闻到一股淡淡的茶香——不是他之前喝的那种，换了一种。
“陛下，这是新贡的六安茶。”一个尖细而恭敬的声音说道，“奴婢想着陛下看了半日的奏疏，怕是乏了，换一种茶，或许能提提神。”
赖陆抬起头，看了一眼站在案侧的曹化淳。曹化淳穿着一身青灰色的贴里，躬着身子，双手交握在身前，态度恭谨，目光低垂。自从上次被关押又释放之后，他比以前沉默了许多，也恭谨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表忠心或试探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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