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1913年平绥铁路成功通车至大同，这无疑是一则重磅的利好消息，如同为大同煤炭产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它为大同煤的外销搭建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改善了大同煤炭长期以来受制于运输难题的困境，为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这样的有利背景下，大同那些一直采用土法开采的小煤窑，仿佛在黑暗中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纷纷踏入了发展的春天，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回溯往昔，大同的小煤窑生产模式较为刻板和固定。受季节因素以及市场需求等多种条件的限制，通常选择在秋冬时节开展生产活动，而一到春夏，便会无奈停产。
而且，绝大多数小煤窑一天仅安排一班进行生产，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然而，平绥铁路的通车，如同一场变革的春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随着运输便利性的大幅提升以及行业发展新契机的出现，诸多小煤窑积极求变，打破了延续多年的传统模式。
部分小煤窑毅然转变为四季生产，充分利用时间资源，提高产量；
还有一些原本一天仅一班生产的小窑，为了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果断调整为日夜轮班生产，使得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煤炭产量也随之显着增加。
时光流转至1920年前后，大同煤田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宛如一幅生机勃勃的产业画卷。
整个煤田上，正在热火朝天生产的小煤窑数量繁多，据统计不少于1000个。这些小煤窑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积少成多，年产量约达5万吨，成为了大同煤炭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在这繁荣的背后，是众多辛勤劳作的工人。参与煤炭生产的工人总数在高峰期时，不少于5万人。
这些工人大多属于半工半农的状态，他们巧妙地平衡着农事与工作。
农闲时节，他们来到煤矿工作，凭借自己的劳动增加家庭收入；而当农忙时节来临，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回归农田，全身心投入到农作物的耕种与收获中，在土地与煤窑之间书写着自己的生活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冈矿区，大同分公司积极探索更为科学的开采方式，尝试以钻机开展钻探工作，为后续的煤炭开采提供更精准的信息。
依据《保晋公司报告书》详细记载：“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8日，在云冈矿厂吴官屯区域内正式启动试探作业。直至5月11日，当钻至地下258尺8寸深处时，成功发现了厚度为18尺7寸的第一煤层，这一发现犹如在黑暗中寻得了一盏明灯，为后续开采带来了希望；
“紧接着，5月16日，在深度达352尺7寸处，又惊喜地探测到9尺厚的第二煤层，进一步丰富了该区域的煤炭资源信息；
“5月26日，于493尺6寸深度下，再次见到5尺厚的第三煤层，一次次的发现，不断拓展着人们对云冈矿区煤炭储量的认知，也为保晋公司在该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次钻探作业累计深度达500尺零4寸后，工程宣告完成，此钻孔被命名为云冈矿区第一号钻孔。”这一成果本应是云冈矿区煤炭开采的重要开端，然而，现实却给这份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
尽管云冈矿区已顺利完成钻探，无奈受资金严重匮乏的制约，保晋矿务分公司无力开展后续的开采工作，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丰富的煤炭资源深埋地下，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实在令人惋惜。
在采煤方法上，大同保晋矿务分公司在忻州窑竖井采煤时，采用了长壁变形进采法。
这种采煤方法下的坑道设计颇为复杂，涵盖了行道、支道、纬道、风道、风眼等多种类型。
其中，行道上宽9尺，下宽11尺，高度与煤层等同，顺着煤层走向进行挖掘，它就像煤矿的“主干道”，为煤炭的运输和人员的通行提供了主要通道；支道宽6尺，高6尺5寸，在整个采煤系统中起到辅助连接和支撑的作用。
1924年，阎锡山在大同开办了“军人煤厂”。
这一名称的由来，据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该煤矿的开办资金主要源自军队出资，这使得“军人”成为了煤厂的一个重要标识；
其二，如此命名也是为了在后续的经营过程中，凭借军队的特殊背景行事更为便利，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阻碍。
开办煤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阎锡山却不愿动用自己的私人钱财。
于是，他便将主意打到了自己的军队头上。他打着“兴办地方实业”的堂皇幌子，要求全体官兵每人出资一元。
可那些士兵们薪饷本就微薄，生活并不宽裕，从他们身上凑齐这一万多元，难度可想而知。
最终，这笔钱只能由军队变相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让本就生活艰难的百姓又多了一份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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