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底
瓦窑堡兵工厂的清晨，比东北来得晚一些。太阳刚爬上黄土高坡，厂区里已经热火朝天。
杨勇站在总装车间门口，手里拿着一份调令，看了又看。老周从车间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个扳手，脸上带着熬夜后的疲惫，但眼睛亮得很。
“老杨，都清点完了。”老周说，“150毫米重炮三十六门，122毫米重炮四十八门，自行榴弹炮二十四门。配件、维修设备、备用炮管，按单子一样不少。”
杨勇点点头，把调令折好放进兜里：“总部催得急，辽沈那边等米下锅。老周，装车的时候仔细点，路上颠，别磕着碰着。”
老周咧嘴笑了：“老杨放心，我盯了一夜，每门炮都用枕木垫稳了，炮管用油布裹了三层。就是铁路那边，说桥梁限重，得分批走。”
杨勇皱皱眉：“分批？分几批？”
老周翻开本子：“第一批，三十六门150炮，今天发。第二批，四十八门122炮，明天发。第三批，二十四门自行炮，后天发。配件和设备随第三批走。”
杨勇想了想，点点头：“行。分批就分批，但时间不能拖。第一批今天必须发出去，我亲自押车。”
老周愣了一下：“老杨，你亲自去？”
杨勇拍拍他肩膀：“老周，这批炮是去打仗的，不是去展览的。我不去不放心。瓦窑堡这边你盯着，第二批、第三批按时发车。到了东北，咱们在林部长那儿碰头。”
老周点点头，没再劝。
上午九点，第一批重炮开始装车。
三十六门150毫米重炮，整整齐齐排在站台上。炮管斜指向天，炮身刷着崭新的草绿色油漆，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工人们用行吊把一门门炮吊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火车平板车厢，然后用钢丝绳固定，再垫上枕木。
杨勇站在旁边，一门一门检查过去。走到第九门炮时，他蹲下看了看固定钢丝绳的卡扣，皱了皱眉，对操作工说：
“这个卡扣拧得不够紧。路上颠两天，可能松。重新拧。”
操作工脸一红，赶紧拿扳手重新拧紧。
老周带着几个技术员，正在给每门炮做最后的检查。炮闩开合几次，顺畅；高低机转动几圈，灵活；方向机左右摇几下，没问题。检查完一门，就在炮身上贴一个绿色标签，上面写着“已检合格”。
“老周，这批炮的炮弹呢？”杨勇问。
老周指了指后面几节车厢：“在后面，整整十节车厢。混凝土爆破弹、穿甲弹、高爆弹，各X发。够打一阵子了。”
杨勇点点头，又往后走去。那十节车厢里，炮弹箱码得整整齐齐，每箱上都贴着标签——规格、数量、批次、生产日期。他随便打开一箱，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炮弹，一发一发卡在特制的木架上，纹丝不动。
“好。”杨勇满意地点点头，关上箱子。
中午十二点，第一批三十六门炮全部装完。杨勇登上最后一节车厢，老周站在站台上，朝他挥手：
“老杨，路上小心！到了东北给个信！”
杨勇也挥挥手，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
站台上，工人们还在忙碌。第二批四十八门122炮已经开始装车，第三批二十四门自行炮正在做最后的调试。老周转过身，又回到车间里。
火车一路向东，穿过黄土高原，进入华北平原。杨勇坐在车厢门口，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头五味杂陈。
十年前，他跟着林烽从瓦窑堡出发，去东北接收鬼子留下的烂摊子。那时候谁能想到，十年后的今天，瓦窑堡能造出这么多重炮，能往东北送这么多装备？
第二天傍晚，火车进入东北境内。杨勇正靠着车厢打盹，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汽笛声惊醒。他跳起来，跑到车厢门口一看——远处，一列火车正迎面驶来，车头喷着浓烟，速度很快。
“会车！”杨勇喊了一声，赶紧退回到车厢里。
两列火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流差点把他掀倒。等火车过去，他探头一看——那列火车上装的也是重炮，炮管朝后，整整齐齐排在平板车厢上。
“东北的炮。”杨勇心里一动，“他们也往前线送。”
第三天上午，火车驶进奉天站。站台上，彭家蒙已经带着人在等。杨勇跳下车厢，彭家蒙迎上来，握住他的手：
“杨工，辛苦了！林部长在指挥部等着呢，这批炮先卸车，我让人带你去。”
杨勇点点头，跟着一个参谋往指挥部走。
奉天指挥部里，林烽正在看地图。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杨勇进来，立刻站起来，迎上去：
“杨勇！一路辛苦了！”
杨勇握住林烽的手，使劲晃了晃：“林部长，不辛苦。炮送到了，一共三十六门150，四十八门122，二十四门自行炮。后面两批明天后天到。”
林烽点点头，拉着杨勇走到地图前，指着辽西那片区域：
“杨勇，你看。李云龙、孔捷、丁伟他们三个军，已经集结在这儿。敌人呢，在锦州、沈阳、长春一线，修了无数碉堡、工事、城墙。咱们的炮，就是要砸开这些乌龟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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