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测站的第一场冬雪落在十二月的第三个夜晚。
雪不大，比去年那场初雪更细、更密，像是有人在北线的夜空中抖开了一床旧棉絮，细碎的绒絮飘了一整夜，到天亮时在板房的屋顶上积了薄薄一层。老孙是第一个起床的——他现在睡眠时间比战时更短，不是因为警觉，是因为膝盖疼，北线的冬寒让他的旧伤在凌晨四点准时发作。他披着那件袖口磨得发亮的旧军大衣走到板房外面，发现火坑里的炭灰上覆着一层白，像撒了一层细盐。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雪，然后回屋拿了铲子，把通往培养室和模拟舱的碎石小径上的雪铲干净。铲到一半的时候林素问也起来了，她从板房门口探出头，呵出的白气在晨光里飘散。她没说话，只是拿了一把比老孙手里那把更旧的铲子，从路的另一头开始铲。两把铲子在安静的雪地里发出有节奏的刮擦声，一个快一个慢，像两个在冬天清晨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彼此不说话，但铲着铲着就在路的中间碰了头。
老孙直起腰，用铲子撑着地面，看着被他们清出来的小径。“以前在情报局的时候，冬天铲雪是惩罚任务。犯了错的才去铲。”
“现在呢？”林素问问。
“现在没犯错的也铲，”老孙说。他把铲子扛在肩上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补了一句，“但铲完不用写报告。这就够了。”
雪停的那天下午，观测站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
不是陌生人。是那个在统一福祉事件当天，在广场检测点入口处第一个摘下头盔、第一个说出“这不对”的年轻士兵。他比两年前老了不少，不是年龄上的老——他顶多二十五岁——是眼睛周围多了几道不深不浅的纹路，下巴上的胡茬刮得不太干净，身上穿着的不再是军装，而是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民用工装外套，左胸口袋里插着一支笔和一把折叠尺。他在那场无声战争之后被调离了原部队，在南方一个边远聚居区做了两年的重建工人，修过桥梁、挖过灌溉渠、铺过太阳塔的地基。这次是随一支物资运输队来到北线附近，在聚居区的市集上听到有人在谈论北边有个“猫厂”，专门回收战争遗存设备。他没有听到观测站的真正名字——没有人用那个名字谈论这里——但他听到了“猫厂”的路标描述，和两年前他从一个人嘴里听过的某个描述非常相似。
那个描述是：北线观测站，旧北山，穹顶下面，门口有个火坑，火坑旁边立着一块铁板。
他站在碎石小径的尽头，看着那棵歪脖子松树，看着松树旁边被雪覆盖了一小半的铁板，看着铁板上被雪水洇过又冻干后有些模糊的字迹——“给想晒太阳的人。门开着。火还在烧。”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板房里有人注意到了他。老孙从窗户里看了一眼，放下手里的焊枪，走到门口，隔着十几米的距离打量了一会儿来人。
“你是那天那个举旗的，”老孙说。
年轻士兵点了下头。“我没找到更好的事来做。”
老孙让开了门口。他没有说“进来”之类的字眼，只是把虚掩的门往外推了一点，推到一个刚好能让一个人侧身通过的宽度。他的神情和言辞始终平淡克制，但门推开的那个角度的精确性出卖了他——他早就习惯了给那些找不到路标的人留门。
年轻士兵在观测站留了下来。他没有神经科学背景，不会操作编译器，不懂神经频谱分析，连恒温培养液的化学配比都背不下来。但他会修东西——修漏风的窗户、修嘎吱响的门轴、修被雪压塌的遮雨棚。他把观测站所有板房的门铰链全部检查了一遍，加了润滑油，换了三副生锈的螺丝。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从不说话，只是带着那把折叠尺在板房之间走来走去，量尺寸，做标记，然后动手。
有一次他在修培养室窗户的密封条时，正好赶上韩云初的定期双向沟通时间。他第一次隔着玻璃看到那些罐子，看到罐子里悬浮的大脑和银色线路，看到技术人员对着屏幕上的频谱低声讨论。他手里的螺丝刀停了大约半分钟，然后低下头继续拧他的螺丝。那天晚上，他在日志本上写了一行字。字很用力，纸背面都能摸到凹痕。“我以为是打仗。后来以为是醒过来。现在才发现，醒过来之后还要修窗户。但修窗户挺好的。”
老孙在日志本上看到这行字的时候，用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线，批了一个字：“对。”
第一个在观测站出生的孩子是在来年春天降生的。孩子的母亲是观测站最年轻的技术员之一，那个从南方来的女孩。父亲是她在观测站认识的一个前军医——统一福祉事件之后从委员会医疗系统退出来，辗转了几个聚居区，最后被老孙的旧部找到。孩子的名字是韩云初取的，通过编译器，经过了仔细斟酌。她问了三天的环境数据——外面的温度、松树的新芽数量、火坑里连续三天没有熄灭的纪录——然后给出了这个名字：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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