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十年（1860年）的夏天，长沙城外的校场上，热气蒸腾，尘土飞扬。
与这闷热天气一样躁动不安的，是左宗棠的心。他刚刚被朝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头衔。这头衔听起来有点绕，简单说，就是给了他一个中央部门的候补官衔，实际工作是给曾国藩当高级军事助手。从险些被杀的“劣幕”到皇帝钦点的“襄办”，人生际遇之奇，莫过于此。
但左宗棠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非要自己干出个名堂不可的劲。给曾国藩当助手？他感激曾的保举之恩，但他左季高，从来就不是甘居人下、唯命是从的角色。在湖南巡抚幕府，他是实际的主事者；如今有了朝廷名义，他要的是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贯彻自己意志的军队！
“襄办军务”的谕旨，在他手里变成了“招兵买马”的许可证。他几乎没有在曾国藩的大营多做停留，便迅速返回湖南的大本营。他的想法清晰而坚定：仿效湘军，但绝非照搬；自成体系，名曰“楚军”。
“楚”，既是湖南的古称，也隐约有与“湘”并立之意。左宗棠的雄心，由此可窥一斑。
组建一支新军，千头万绪，第一难便是“人”。左宗棠选人，自有其独特而苛刻的标准。他不要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的酸秀才，也不要只会好勇斗狠的江湖客。他青睐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沉潜务实、通晓农桑水利或地方事务的底层士人，另一类是朴实耐苦、有一定战斗经验的乡间团练头目。
他的老朋友、湘军大将王錱的旧部，成了他挖角的重要目标。王錱已死，其部“老湘营”勇猛善战，但群龙无首。左宗棠凭借其声望和说服力，成功地将王錱的两员得力部将——王开化、刘典招致麾下，并以他们为骨干，招募了约四千人，构成楚军最初的核心，称为“楚军四营”。
接下来是“规”。左宗棠亲自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营规。湘军营制已很严密，但左宗棠的楚军营规，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苛。他特别重视“结硬寨，打呆仗”基础上的灵活机动，强调扎营必须据险、稳固，行军必须哨探周密。对于军纪，他继承了曾国藩“爱民”的理念，但执行起来更为暴烈：骚扰百姓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克扣军饷者，斩！ 条条禁令，皆以血淋淋的“斩”字结尾，绝无通融。
然后是“器”与“饷”。左宗棠深知装备的重要。他利用在湖南的人脉，竭力筹措资金，通过广东等地购买西洋火器，尤其是前膛洋枪和劈山炮。同时，他在长沙设局，仿制和改进武器。军饷方面，他发挥其杰出的理财能力，整顿湖南部分厘金（商业税），又与胡林翼协商，争取湖北的部分协饷，硬是在财政极其窘迫的情况下，保障了楚军初期粮饷的基本供应。
短短数月，一支约五千人的队伍初具规模。士兵们穿着新发的号褂，扛着擦亮的刀矛和宝贵的洋枪，在校场上操练。队列或许还不如老湘军齐整，但每个士兵脸上都带着一种新鲜而又紧张的神色，他们知道，这位新统帅左大人，眼神如刀，法令如山，跟着他，既要准备吃苦流血，也可能搏出个前程。
左宗棠每天巡营，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细节。他看到有个哨位的位置设置不合理，立刻叫来营官训斥；看到炊事兵浪费粮食，当即下令处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对身边的将领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既用之，则必求其精，必尽其用。我将士性命相托，焉敢不察？”
这支崭新的楚军，像一柄刚刚淬火成型、尚未开刃的利剑，亟需一场实战来检验锋芒，也亟需一场胜利来奠定军魂。
时机很快到来。太平天国为解安庆之围，发动第二次西征，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率大军攻入江西，兵锋甚锐，连克吉安、瑞州等地，江西全省震动，省城南昌岌岌可危。曾国藩湘军主力被牵制在安庆周边，江西空虚。朝廷急命左宗棠率新练楚军，火速驰援江西。
军令如山。咸丰十年（1860年）秋，左宗棠告别湘土，率领他的五千楚军，东出浏阳，开赴烽火连天的江西战场。这是楚军的首战，也是左宗棠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独立指挥大规模野战。
进入江西境内，气氛陡然紧张。沿途可见荒芜的田园、废弃的村落，偶尔还能看到远处太平军哨骑扬起的烟尘。左宗棠用兵，极其谨慎。他命令部队“日行不过三十里，逢山必探，遇林必搜”，步步为营，绝不冒进。晚上扎营，他必定亲自巡视营垒，检查壕沟是否够深、鹿角是否牢固。
楚军的第一场硬仗，发生在江西东北部的德兴。一支太平军偏师在此据守，企图阻挡援军。左宗棠没有急于强攻。他先派精干斥候摸清了敌情，发现敌军倚仗一座小山布防，正面工事较坚固，但侧后有小路可通。
战斗那日清晨，左宗棠下令主力在正面擂鼓呐喊，摆出强攻架势，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命刘典率一千精兵，由熟悉地形的乡导带领，趁黎明前的黑暗，从小路迂回至敌军侧后山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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