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被抓获的消息传来时，雨已经停了，夕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给车间的铁皮屋顶镀上一层金光。赵铁山让赵卫国推着轮椅，来到车间的备件仓库，被烧毁的轴承堆在地上，还冒着淡淡的青烟，几名技工正在清理现场。李师傅拿着个烧变形的轴承叹气：“这批轴承是从苏联进口的，精度达0.001毫米，烧了太可惜了！重新采购至少要三个月，会耽误高原机床的研发进度。”赵卫国蹲在轴承堆旁，拿起个稍微完好的轴承翻看，突然说：“李师傅，这轴承还能修！外圈的滚道只是轻微变形，咱们用数控铣床重新研磨，再换套新的滚珠，精度能恢复到0.003毫米以内，够用了！”李师傅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跟你爹一样，眼里都是活儿！可数控铣床的研磨夹具还没做出来，怎么加工？”赵卫国转身跑进车间，很快推着一辆手推车出来，上面放着个自制的夹具——用废弃的钢板切割而成，上面钻着整齐的孔，还装着可调节的定位螺栓。“这是我跟周明师傅学的，用螺栓定位轴承，再用百分表校准，保证研磨时不会跑偏。”他说着就演示起来，双手转动夹具的手柄，百分表的指针稳稳地指在零位。赵铁山坐在轮椅上，看着儿子熟练的动作，突然想起自己十八岁时，也是这样在沈阳机床厂的车间里，拿着自制的工具修复报废的齿轮，老厂长站在一旁，眼里满是赞许的光芒。
修复轴承的那几天，赵卫国几乎住在了车间里。白天跟着李师傅学习研磨技术，晚上就趴在赵铁山的桌前，修改高原机床的加热装置图纸。赵铁山则在一旁指导，给他讲东北冬季施工的经验，讲润滑脂的凝固点与温度的关系，讲如何通过调整齿轮的模数来适应高原的低气压。有一次，两人因为加热装置的功率问题争论起来，赵卫国坚持要用大功率的电阻丝，说这样升温快，赵铁山却认为功率太大容易过载，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赵铁山提议：“咱们做两个样机，一个用你的方案，一个用我的方案，通电测试二十四小时，看哪个更稳定。”测试结果出来时，两人都笑了——赵卫国的方案升温快，但耗电量大，连续运转十二小时后就出现了过热现象；赵铁山的方案升温慢，但稳定性强，二十四小时后温度依旧稳定。赵卫国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爸，还是您的方案好。”赵铁山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的想法没错，升温快是优势，咱们可以把两个方案结合起来，用小功率电阻丝预热，达到温度后自动切换到保温模式，既节能又稳定。”在父子俩的共同修改下，加热装置的图纸终于定稿，石继军收到图纸后，连夜发电报回来：“方案可行！已安排曲靖厂试制，月底就能送高原测试！”
赵铁山坐在轮椅上，看着埋头整理图纸的儿子，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与车间远处的机床嗡鸣交织在一起。赵卫国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却浑然不觉，指尖摩挲着图纸上的加热装置草图时，眼里有专注的光——可这光芒，和他追特务时讲起“鞋印深浅”的兴奋劲儿，终究是不同的。赵铁山心里泛起一阵复杂的滋味：儿子从未拒绝过他安排的任何技术学习，从机械原理到设备调试，哪怕熬到深夜也从没抱怨过，可这是“听话”，还是“热爱”？他一直把“工业传承”四个字扛在肩上，从沈阳到黔北，总想着把自己的手艺、老厂长的托付，一股脑传给下一代，却从没真正问过，这是不是儿子想要的路。就像当年部队领导硬把炊事员的他调去当侦察兵，虽然后来干出了成绩，可最初夜里抱着锅铲失眠的滋味，他至今记得。
夜色渐深，赵卫国收拾好图纸，走到窗边托着下巴望去，厂区的灯火透过雨雾连成一片暖黄，像撒在深山里的星子。他轻声说：“爸，等曲靖的样机测试成功，咱们能不能在加热装置上刻上‘黔北赵氏’的记号？就像老厂长给您的那把扳手一样。”赵铁山应了声“好”，目光却追着儿子的侧脸——那语气里有对传承的敬畏，可更让他难忘的，是抓特务那天，儿子举着笔记本说“心里更踏实”时的鲜活。他忽然想起石继军常说的“知人善用方为帅才”，自己当总指挥时，能为孙师傅调适合的锅炉、给李师傅配精准的水平仪，怎么到了儿子身上，就只盯着“工厂传承”这一条路？
赵卫国转身去厨房热姜汤，赵铁山却望着他的背影陷入深思。现在的特务破坏，比抗日时期的明刀明枪更隐蔽，一句“检修工”的身份就能混进车间，一张假图纸就能毁了整个地基——这样的环境里，儿子那双眼亮、心思细的本事，或许比摆弄机床更能派上用场。他悄悄翻开抽屉，拿出个褪色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老战友的地址，有当年部队侦察连的、有地方公安的。明天得找王小虎聊聊，问问儿子巡逻时的表现；再给北平的老部下写封信，打听打听儿子上学时的喜好。传承不是把人绑在机床前，老厂长传给他的，从来不止是手艺，更是“让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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