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三个锦囊。”我笑着说,“不是诸葛亮那种锦囊,是我写的三封信。”
李书记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三个牛皮纸信封,分别写着“遇到困难时拆”“遇到选择时拆”“遇到机遇时拆”。
“浩娃子,你这是……”李书记不解。
“我把以后韩家村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也写了应对之策。”我说,“当然,世事难料,我的办法不一定都对。但您参考参考,总比没有强。”
李书记握着信,手有些颤抖:“浩娃子……你想得这么远……”
“因为韩家村就是我的家。”我真诚地说,“李书记,这四年来,您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照顾。张婶、王大爷、柱子叔……村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韩家村的恩情。”
李书记哭了,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小孩子。
那天晚上,李书记把张婶、王大爷、柱子叔等村里的骨干都叫来了。我们在李书记家吃饭,一桌子的菜——炖鸡、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都是村里自产的。
饭桌上,我没说我走的事。我们畅聊韩家村的未来。
我说:“等过两年,咱们可以在村东头建个养老院,让村里的老人老有所养。”
李书记说:“对!还要建个卫生院,请个正经医生来。”
柱子叔说:“我想把养鸡场再扩大一倍,现在鸡蛋供不应求啊!”
张婶说:“加工厂可以开发新产品,我听说现在城里人爱吃饼干,咱们可以做鸡蛋饼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火朝天。我看着他们,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欣慰的是,韩家村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不在,他们也能把日子过好。
酸楚的是,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饭后,大家散去。李书记送我出门,走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
“浩娃子,”李书记忽然说,“你还记得四年前吗?就是在这棵树下,你跟我说要养鸡。我当时还不信,觉得你个半大孩子懂什么。现在想想,我真是老糊涂了。”
“李书记,您可别这么说。”我拍拍老槐树粗糙的树干,“这棵树见证了多少事啊。以后我不在,您有事就跟它说,它听着呢。”
李书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浩娃子,你一定要回来看看。韩家村永远是你的家。”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郑重承诺。
夜色中,我开车离开韩家村。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李书记一直站在老槐树下,身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第三天,我到了北京。
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但在我眼里,已经不一样了。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现在,我是山西榆次地委的副专员,即将赴任香港华润公司的特别助理。
但所有这些身份,在一个人面前,都不重要。
下午三点,我们相约在北京师范附中校园南门。四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林雪晴。
那天她穿着蓝色列宁装,梳着两条麻花辫,在一个转角处我们碰了一个满怀。她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声音清脆得像铃铛。我一眼就记住了她。
现在,四年过去了。
我按照后世的记忆,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求婚现场。没有鲜花——1965年的北京,鲜花是奢侈品。没有蜡烛——大白天的点蜡烛太奇怪。但我准备了一样东西。
下午三点半,林雪晴准时出现了。
她今天穿着浅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色长裤,还是梳着两条麻花辫。四年时间,她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清华大学的助教,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
“浩哥!”她看见我,笑着跑过来,“你到北京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好去接你。”
“想给你个惊喜。”我笑着说,心跳却莫名加快。
“什么惊喜?”林雪晴好奇地打量四周,“你约我在这儿见面……?”
我深吸一口气,“雪晴,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林雪晴脸微微一红,“四年前,我们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见面的。你傻乎乎地盯着我看……”
“那不是傻乎乎。”我纠正她,“那是一见钟情。”
林雪晴的脸更红了:“你……你说什么呢……”
“雪晴,”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四年了。这四年,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你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我最得意的时候提醒我要谦虚。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姑娘。”
林雪晴愣住了,眼睛慢慢睁大。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金戒指——很简单的那种,一个金圈,没有任何装饰。1965年的中国,金饰品很难买,这是我托了丁老的关系才弄到的。
“雪晴,”我单膝跪地——这个动作在1965年的中国极其罕见,周围立刻有人看了过来,“我知道这个年代不兴这个,我知道求婚该走组织程序,该先跟你父母说。但我等不及了。我要去香港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在走之前,给你一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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