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三个锦囊。”我笑着说，“不是诸葛亮那种锦囊，是我写的三封信。”
李书记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三个牛皮纸信封，分别写着“遇到困难时拆”“遇到选择时拆”“遇到机遇时拆”。
“浩娃子，你这是……”李书记不解。
“我把以后韩家村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也写了应对之策。”我说，“当然，世事难料，我的办法不一定都对。但您参考参考，总比没有强。”
李书记握着信，手有些颤抖：“浩娃子……你想得这么远……”
“因为韩家村就是我的家。”我真诚地说，“李书记，这四年来，您把我当亲儿子一样照顾。张婶、王大爷、柱子叔……村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韩家村的恩情。”
李书记哭了，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小孩子。
那天晚上，李书记把张婶、王大爷、柱子叔等村里的骨干都叫来了。我们在李书记家吃饭，一桌子的菜——炖鸡、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都是村里自产的。
饭桌上，我没说我走的事。我们畅聊韩家村的未来。
我说：“等过两年，咱们可以在村东头建个养老院，让村里的老人老有所养。”
李书记说：“对！还要建个卫生院，请个正经医生来。”
柱子叔说：“我想把养鸡场再扩大一倍，现在鸡蛋供不应求啊！”
张婶说：“加工厂可以开发新产品，我听说现在城里人爱吃饼干，咱们可以做鸡蛋饼干……”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火朝天。我看着他们，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欣慰的是，韩家村已经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我不在，他们也能把日子过好。
酸楚的是，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饭后，大家散去。李书记送我出门，走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
“浩娃子，”李书记忽然说，“你还记得四年前吗？就是在这棵树下，你跟我说要养鸡。我当时还不信，觉得你个半大孩子懂什么。现在想想，我真是老糊涂了。”
“李书记，您可别这么说。”我拍拍老槐树粗糙的树干，“这棵树见证了多少事啊。以后我不在，您有事就跟它说，它听着呢。”
李书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浩娃子，你一定要回来看看。韩家村永远是你的家。”
“我一定会回来的。”我郑重承诺。
夜色中，我开车离开韩家村。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李书记一直站在老槐树下，身影在路灯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第三天，我到了北京。
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但在我眼里，已经不一样了。四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子。现在，我是山西榆次地委的副专员，即将赴任香港华润公司的特别助理。
但所有这些身份，在一个人面前，都不重要。
下午三点，我们相约在北京师范附中校园南门。四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林雪晴。
那天她穿着蓝色列宁装，梳着两条麻花辫，在一个转角处我们碰了一个满怀。她说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声音清脆得像铃铛。我一眼就记住了她。
现在，四年过去了。
我按照后世的记忆，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求婚现场。没有鲜花——1965年的北京，鲜花是奢侈品。没有蜡烛——大白天的点蜡烛太奇怪。但我准备了一样东西。
下午三点半，林雪晴准时出现了。
她今天穿着浅灰色的确良衬衫，黑色长裤，还是梳着两条麻花辫。四年时间，她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清华大学的助教，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
“浩哥！”她看见我，笑着跑过来，“你到北京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好去接你。”
“想给你个惊喜。”我笑着说，心跳却莫名加快。
“什么惊喜？”林雪晴好奇地打量四周，“你约我在这儿见面……？”
我深吸一口气，“雪晴，你还记得这里吗？”
“当然记得。”林雪晴脸微微一红，“四年前，我们就是在这儿第一次见面的。你傻乎乎地盯着我看……”
“那不是傻乎乎。”我纠正她，“那是一见钟情。”
林雪晴的脸更红了：“你……你说什么呢……”
“雪晴，”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四年了。这四年，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你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我最得意的时候提醒我要谦虚。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姑娘。”
林雪晴愣住了，眼睛慢慢睁大。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金戒指——很简单的那种，一个金圈，没有任何装饰。1965年的中国，金饰品很难买，这是我托了丁老的关系才弄到的。
“雪晴，”我单膝跪地——这个动作在1965年的中国极其罕见，周围立刻有人看了过来，“我知道这个年代不兴这个，我知道求婚该走组织程序，该先跟你父母说。但我等不及了。我要去香港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在走之前，给你一个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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