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夜。
清晨，雨停了，天还阴着。扬州城的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倒映着灰白的天光，像一面面打碎的镜子。街角的梧桐叶子滴着水，一滴，两滴，滴在丽春院新漆的朱红大门上，在门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韦春花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门楣上那块新匾。
匾是黑底金字的，四个大字：丽春乐坊。
字是她请曾柔写的，清秀中带着几分风骨，不像烟花柳巷的招牌，倒像书香门第的题字。她不识字，但觉得好看，顺眼。
门是新的，窗是新的，墙是新刷的，瓦是新换的。三个月前韦小宝把这座老院子从里到外翻修了一遍。屋顶不漏了，墙不裂了，门窗不吱呀了，连院子里的杂草都拔干净了，种上了几株桂花，两棵海棠。
院子很静。
静得能听见屋檐滴雨的声音，能听见远处运河上的摇橹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推开院门，走进去。
院子很大，三进的院子，前院是厅堂，摆着桌椅，挂着幔帐，是待客的地方。中院是厢房，一间一间，门对门，窗对窗，是姑娘们住的地方。后院是厨房、柴房和她自己的住处。
三个月前这里还热闹过一阵——工匠们叮叮当当干活，伙计们进进出出搬东西，韦小宝带着七个媳妇时不时来看看，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现在人都走了，院子空了。
她一间房一间房地看。
看桌椅擦得干不干净，看幔帐挂得齐不整齐，看被褥铺得平不平整，看花瓶里的花新不新鲜。
都干净，都整齐，都平整，花是早上刚插的，带着露水。
但她心里还是空。
因为没有人。
丽春院从前有四十二个姑娘，老的少的，美的丑的，能唱能弹的，会说会笑的。后来她病了，院子破了，生意淡了，姑娘们一个个走了。有的嫁了人，有的去了别家，有的回了老家，有的不知去向。
现在院子修好了，她要重新开张，可姑娘们都不在了。
她走到中院，在一间厢房门口停下。
这间房从前是翠云的。翠云是四川人，十七岁被卖到扬州，在丽春院待了八年。她会唱川剧，嗓子又亮又脆，唱《白蛇传》里的白素贞，能把人唱哭了。后来她跟一个茶商走了，说是做妾，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抱着韦春花说：“妈妈，等我过好了，回来看您。”
再没回来。
韦春花推开房门。
屋里很干净，床铺得很整齐，梳妆台上摆着铜镜、梳子、胭脂盒，都是新的。但镜子里没有人，胭脂没有人抹，梳子没有人用。
她站了一会儿，轻轻关上门。
又走到隔壁。
这间是红玉的。红玉是扬州本地人，家里穷，十四岁被爹娘卖进来。她不会唱，不会弹，但长得俊，眼睛像会说话。后来她跟一个镖师好上了，镖师说要赎她，凑不够银子，急得团团转。韦春花知道了，把她的卖身契拿出来，当着她的面撕了，说：“走吧，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
红玉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哭着走了。
再没音讯。
一间一间，韦春花都看了。
每间房都空着，但每间房都有人影——在镜前梳头的翠云，在灯下绣花的红玉，在院里唱曲的小桃，在厨房偷吃的桂花……
那些姑娘，那些年。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空荡荡的窗户，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进自己屋里。
屋里很简朴，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摆着个牌位，是她母亲的。她点上三炷香，插在香炉里，跪下磕了三个头。
“娘，”她低声说，“女儿要把丽春院重新开起来了。这回，女儿不做姑娘了，做老板。女儿要让那些走了的姑娘，都回来，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疼。”
香火袅袅，像在回应。
三天后，韦春花出门了。
她穿一身半旧的青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木簪绾着，脸上薄施脂粉，看起来干净，利落，不像四十多岁的妇人，倒像三十出头。
她先去城西。
城西有条巷子，叫桂花巷，巷子里住的都是些穷苦人家。她在一户门前停下，敲门。
门开了，是个妇人，三十来岁，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瘦得像只小猫，闭着眼，不哭不闹。
“红玉？”韦春花轻声唤。
妇人抬起头，看着她，愣了很久，忽然眼泪就下来了。
“妈妈……”她声音哽咽。
“让我进去。”韦春花说。
屋里很黑，很窄，一张床，一个灶，几件破家具。床上躺着个人，是红玉的丈夫，那个镖师。他脸色灰白，闭着眼，胸口缠着绷带，绷带渗着血。
“怎么回事？”韦春花问。
“走镖，遇了山贼，”红玉哭着说，“伤了肺，没钱治，躺了半个月了。药也吃不起，饭也快吃不上了……”
韦春花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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