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籽丰默默听着，记在心里。
走了大半天，中午时分，终于看到了县城。
城墙不高，青砖砌成，有些地方已经坍塌了。城门敞开，有兵丁把守，懒洋洋地检查着进出的人流——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顺便收点进城费。
轮到王籽丰几人时，兵丁瞥了眼他们的背篓：“干什么的？”
“卖山货的。”“看病的。”
兵丁翻了翻背篓，没发现什么违禁品，便挥挥手：“一人两文进城费。”
王籽丰交了钱，随着人流进了城。
城里比镇子热闹多了。
青石板街道两旁是各种店铺：米店、布店、杂货店、饭馆、茶馆，还有几家当铺和钱庄。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推车的、骑马的、坐轿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但王籽丰很快注意到，这份热闹背后，是掩饰不住的萧条。
很多店铺门可罗雀，伙计在门口打瞌睡。街上乞丐不少，蹲在墙角，伸着破碗。行人大多面有菜色，衣衫褴褛。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王郎中，我们先去集市了。”同行的山民告辞。
王籽丰点点头，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开始在城里转悠。
他先去了集市。
集市在城东，是一片空地，挤满了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山货的、卖旧货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嘈杂不堪。
王籽丰找了个角落，铺开块布，把药材摆出来。又立了块牌子：“游方郎中，诊脉开方，药材齐全。”
起初没人光顾。他也不急，就坐在那儿，观察着集市上的人。
他看到卖菜的妇人，为了一个铜板和顾客争得面红耳赤。看到卖肉的屠夫，把发臭的肉混在好肉里卖。看到老人蹲在路边，面前摆着几样家当，眼神麻木。看到孩子衣衫褴褛，在垃圾堆里翻找能吃的东西。
也看到穿绸缎的富人，摇着扇子，在仆人的簇拥下走过，对周围的苦难视而不见。
更远处，还有几个当兵的，挎着枪，在集市上晃悠，看到顺眼的东西就拿，摊主敢怒不敢言。
“这世道……”王籽丰心里叹了口气。
正想着，有人来了。
是个中年妇人，脸色蜡黄，捂着肚子：“郎中，我这肚子疼了三天了，能看不？”
王籽丰让她坐下，诊脉，问症状。
“吃坏东西了，肠胃有炎症。”他说道，“我给你开个方子，抓三副药，吃完就好。诊金十文，药钱另算。”
妇人掏了半天，掏出一把铜板，数了数，不够。
“我……我先给诊金，药钱能欠着吗？等我男人做工回来……”
王籽丰看着她粗糙的手，破旧的衣衫，摇摇头：“诊金免了，药钱也先欠着吧。病要紧。”
说着开了方子，又包了三副药给她。
妇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一开头，陆续有人来看病。多是些穷苦人，头疼脑热、腰腿疼痛、妇女病、小儿病。王籽丰一一诊治，开方抓药，收费低廉，实在没钱的，就记账或者免了。
一上午，看了十几个病人。钱没挣多少，但名声传开了。
“那个新来的郎中，医术不错，人也好。”
“开的药管用，我娘吃了就好多了。”
“还不贵，比济生堂那黑心大夫强多了。”
中午，王籽丰收了摊，去街边买了两个烧饼，就着自带的水吃了。然后继续在城里转悠。
他去了茶馆，听茶客们高谈阔论。去了书摊，淘了几本旧书和旧报纸。去了米店、布店，问价，了解物价水平。还去了县衙门口，看告示。
告示栏上贴满了各种布告：征兵令、征粮令、税捐通知、禁烟禁毒、剿匪通告……字迹有的清晰有的模糊，纸张泛黄，有些已经被风雨侵蚀得看不清楚了。
王籽丰仔细看着，智械核心全部扫描记录。
这些是官方的信息，虽然可能掺水，但也能看出些端倪。
比如征兵令，要求每户出丁，不去就要交“壮丁费”——又是一笔苛捐杂税。比如征粮令，按亩征收，说是支援前线，但百姓私下议论，大半进了官员的腰包。
还有一张告示引起了他的注意：“悬赏缉拿匪首刘黑子，赏大洋五百。”
刘黑子？王籽丰记下了这个名字。乱世之中，土匪横行，这不奇怪。但赏格这么高，说明这伙土匪势力不小。
看完了告示，他去了县城唯一的一家报馆。
《安平日报》，每天出一期，四开四版。王籽丰买了最近一个月的合订本，厚厚一摞。又跟报馆的伙计聊了聊，得知报馆老板姓陈，是个留过洋的文化人，办报不为赚钱，就为发声。
“陈老板人不错，就是脾气倔，老写文章骂当官的，被抓进去好几次了。”伙计小声说。
王籽丰点点头，付了钱，抱着报纸离开了。
他找了个僻静的茶馆，要了壶茶，开始翻看报纸。
报纸上的信息比镇上那些旧报纸要全面得多。有国内战事的报道，有国际新闻的转载，有本地要闻，还有副刊的小说和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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