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上午九点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把长条会议桌照得发亮，却照不亮在座十二个人脸上的阴云。沈墨坐在末尾的汇报席上，面前摊着一份《关于沈墨同志在玉泉水库危机处置中有关问题的初步核查报告》。
报告措辞严谨，结论模糊，但字里行间透着寒意：“擅自调用军用炸药”“未经批准进入高辐射区域”“与境外势力接触过程存在程序瑕疵”……每一项都够得上纪律处分，严重的甚至可能移送司法。
“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主持会议的省纪委书记敲了敲报告，“沈墨同志在危机处置中立了大功，这一点省委充分肯定。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这是原则。”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有人低头喝茶，有人翻看文件，没人看沈墨。
“我提议，”纪委书记继续说，“给予沈墨同志党内警告处分，调离改革办，安排到省委政研室担任调研员。这样既体现了纪律的严肃性，也给了年轻干部改正的机会。”
政研室调研员——听起来体面，实则是闲职，一杯茶一张报那种。
“我反对。”
声音从主位传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赵书记摘下老花镜，缓缓站起来。他走到沈墨身边，把一份红头文件放在会议桌上。
“这是今天早晨七点，中央办公厅传真过来的。”赵书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我念给大家听——”
他展开文件，一字一句：
“永川省在处置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决策果断，措施得力，有效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生态灾难的危机。沈墨同志作为一线指挥员，临危不惧，敢于担当，体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优秀品质。”
念到这里，会议室里已经有人坐直了身子。
赵书记继续念：
“鉴于此次危机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对处置过程中因情况紧急而采取的一些非常规做法，应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予以对待。非常时期当用非常之人，功过相抵，继续重用。”
最后八个字，赵书记念得特别重。
文件右下角，是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签名——那位经常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领导。
“现在，”赵书记环视全场，“谁还要把沈墨调去政研室？”
没人说话。
纪委书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可是程序……”
“程序是人定的。”赵书记打断他，“中央领导都说了‘功过相抵’，这就是最高的程序。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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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半，许半夏的病房。
沈墨推门进来时，她正在整理一堆法律文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苍白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边。
“听说你没事了？”她没抬头，声音很平静。
“嗯。”沈墨坐下，“你怎么知道的？”
“赵书记的秘书刚才来过，送了一束花。”许半夏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百合，“还说了常委会的事。”
她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沈墨，你父亲当年出事，就是因为有人用‘功过相抵’保了周振国。现在同样的话用在你身上，你不觉得讽刺吗？”
沈墨愣住了。
“我不是说你做错了。”许半夏放下文件，“你救了几百万人，这是事实。但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护的不只是好人，更是让所有人——包括可能犯错的人——都在同一个规则下。”
她顿了顿：“你今天可以因为功劳豁免程序，明天别人就可以因为权力豁免程序。那法律还有什么用？”
沈墨沉默了很久。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他问。
“我不知道。”许半夏苦笑，“我是律师，我信法律。但这次……法律给不了答案。”
敲门声响起。姜云帆探进头来，表情复杂：“沈墨，有人要见你。在楼下停车场，黑色奥迪A6，车牌号……省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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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地下停车场。
黑色奥迪停在最角落的车位，车窗贴着深色膜。沈墨拉开车门坐进去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开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普通的白衬衫，但气质沉稳得像个大学教授。沈墨认识他——王建国，省委副秘书长，分管文电和机要，在省委大院里以“低调谨慎”着称。
“沈处长，久仰。”王建国递过来一个保温杯，“喝点茶，压压惊。”
沈墨没接：“王秘书长找我什么事？”
王建国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他从副驾驶座上拿起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沈墨腿上。
“这是我的投诚书。”他说，“三百二十页，详细记录了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的三十年。从1988年我大学毕业进入省委办公厅开始，到昨天晚上为止。”
沈墨的手停在档案袋上：“你就是‘烛龙’？”
“代号‘烛龙’，1988年由周振国发展，1992年开始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王建国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的任务很简单：在省委机要系统里，为他们的代理人提供保护。这些年，我帮忙掩盖过十七次非法资金转移，篡改过八份重要文件，还……处理过三个不听话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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