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红灯亮起时，沈墨在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
字迹是抖的。
岳川按住他的肩膀：“孩子会没事。半夏的身体底子好。”
沈墨没说话。他看着那扇紧闭的门，脑海里反复播放着加密短信的每一个字——“箱子里有解药”。如果那是真的，他现在放弃的可能是孩子唯一的生机。
手机又震，这次是陈涛：“沈主任，金属箱已安全转移至省核生化应急中心。专家初步扫描，箱体内部有生物样本存储装置，低温保存状态完好。辐射值正常。”
生物样本？解药？
沈墨闭眼深呼吸。三秒后，他拨通了顾晓梦的电话：“帮我查两件事：第一，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全球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基因治疗领域；第二，1982年3月，中国出境记录里有没有一个叫苏婉华的女人——那是我母亲。”
挂断后，他对岳川说：“这里拜托您。我得去趟省政府——今天下午，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动员会，我不能缺席。”
岳川愣了：“可孩子……”
“如果我今天缺席，”沈墨穿上西装外套，“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就会说：沈墨也不过如此，遇到家事就撂挑子。那么这三个月我们推进的所有改革，都会被打上问号。”
他最后看了一眼手术室的门，转身走进电梯。
电梯门关上的瞬间，他靠在厢壁上，手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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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省政府礼堂。
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全省各市分管副市长、发改委主任、市场监管局局长，以及百家重点企业代表。沈墨走进会场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有人同情，有人嘲讽，更多的是审视。
主持人是省发改委主任，他简短开场后，看向沈墨：“沈主任，听说你上午还在医院？”
“是。”沈墨站起来，走向讲台，“我妻子正在手术，孩子可能早产。所以——”他扫视全场，“我今天的发言会尽量简短，但每一句，都关系到在座各位企业家的身家性命。”
大屏幕亮起。
第一张PPT，只有一行大字：“企业从生到死，要盖多少个章？”
沈墨点击翻页。
第二页，是一张错综复杂的流程图，像一团乱麻。
“这是我省某市一个制造业项目从立项到投产的审批流程。”沈墨用激光笔点着屏幕，“涉及27个部门，89个环节，需要提交326份材料。理论审批时限是180个工作日，但实际平均耗时——”他顿了顿，“是487天。”
台下响起窃窃私语。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沈墨翻到第三页，“最可怕的是，当你终于拿到所有许可，准备开工时，会发现——‘准入’只是开始，‘经营’才是地狱。”
他播放了一段采访录像。
画面里，一个中年男人对着镜头苦笑：“我叫王海，开家具厂的。三年前我扩厂，消防验收过了，环保验收过了，安监验收也过了。结果开工第一天，街道办来了，说我这厂子‘影响市容’，要交‘市容维护费’，一年八万。我不交，他们天天来查，最后我交了。”
“第二年，城管来了，说厂区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要交‘交通疏导费’，一年六万。”
“第三年，连残联都来了，说我没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要交‘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年十二万。”
王海抹了把脸：“我算过，这些乱七八糟的费，加起来比我交的税还多。沈主任，我就想问——当初批我建厂的时候，这些部门怎么不说话？等我投了几千万，机器都装好了，他们一个个都来了？”
录像结束。
礼堂里死一般寂静。
“这不是个例。”沈墨调出数据，“过去三年，全省企业投诉中，‘准入后增设审批门槛’占比41%，‘以检查为名行收费之实’占比33%，‘部门规定互相打架’占比26%。”
他走下讲台，来到企业代表区。
“在座的企业家，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一只手举起来，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最后，超过一半的手都举着。
一个穿工装的男人站起来：“沈主任，我是做环保设备的。去年在市开发区建了新厂，所有手续齐全。结果上个月，水务局突然说我的取水许可证‘需要重新核定’，因为‘政策调整了’。这一核定就是两个月，厂子停水停产，每天损失十几万。我去问，他们科长说——‘急什么，走流程嘛’。”
旁边戴眼镜的女人接着：“我是搞软件开发的。公司注册在高新区，享受税收优惠。今年税务局突然说，要重新认定我是不是‘高新技术企业’，让我补交过去三年的材料——包括每个项目的源代码！我说这是商业机密，他们说‘不交就取消资质，补税加罚款’。我现在还在和他们扯皮。”
第三个说话的是个白发老人：“我开了四十年纺织厂。去年想转型做新材料，所有审批都过了，就卡在一份证明上——要我证明‘新建厂房不会影响三公里外一处民国老建筑的景观视线’。我找了五家设计院做模拟报告，他们都说没影响。可文旅局就是不给盖章，说‘要等专家评审会’。等了九个月了，专家还没凑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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