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过啊!”李建国激动起来,“年年都提供!但这次银行说,要‘最新版本’——什么叫最新版本?人品怎么证明?让我去派出所开‘我是好人’的证明吗?”
围观的工人中有人喊:“厂长,别说了,没用的!”
“有用。”沈墨站起来,对王大壮说,“王书记,现在做三件事:第一,马上统计全乡所有被抽贷、断贷的企业名单;第二,联系县融媒体中心,请他们来现场采访;第三,让乡司法所准备好法律支援。”
他转向工人们:“大家放心,如果这个厂因为政务公开试点而死,那我沈墨第一个辞职。但在这之前,我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利用‘规则’杀人。”
半小时后,县融媒体中心的采访车到了。
记者是个年轻女孩,举着话筒的手有点抖:“沈主任,听说因为您的改革,导致企业被银行抽贷,这是真的吗?”
“不是改革导致抽贷,是有人利用改革制造障碍。”沈墨对着镜头,举起那份银行通知函,“大家看清楚——这份通知引用的所谓‘新规’,发布日期是今天。而银行做出抽贷决定的时间,是三天前。”
记者愣住:“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银行在三日前,用一个今天才出台的规定,否定了企业的贷款申请。”沈墨一字一句,“这是典型的‘用未来的规则惩罚过去的行为’。我想问这家银行——你们是能未卜先知,还是故意设套?”
镜头转向李建国。
这个朴实的汉子对着话筒,声音哽咽:“我们厂开了十二年,从来没欠过银行一分钱利息。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给武汉捐了五十吨香菇酱,银行还表扬我们是‘爱心企业’。怎么一到改革试点,我们就成了‘风险客户’?”
画面里,工人们默默举起手机——他们在录像。
视频开始在各个微信群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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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沈墨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三十个试点乡镇的一二把手通过视频连线接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沈墨开门见山,“有人用‘合规审查’拖死我们。那我们就反过来,从企业投诉最集中的领域突破——就从抽贷断贷开始。”
他调出全省企业投诉数据库。
“过去一年,全省金融类投诉487件,其中‘银行随意抽贷断贷’占63%。这些投诉集中在哪些银行?哪些支行?哪些信贷经理?”沈墨点击屏幕,“数据都在这里。”
一张全省地图亮起,红色标注密密麻麻。
“明天开始,工作组进驻投诉量前三的银行支行,现场办公。企业主带着材料来,我们现场审核——如果符合贷款条件却被拒贷,当场要求银行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如果理由不成立,我们启动监管问责程序。”
视频里有人担忧:“沈主任,这会不会激化矛盾?银行系统可不归我们管啊。”
“银行归银保监局管,而银保监局归省政府管。”沈墨调出文件,“这是今天下午省长办公会刚通过的决议——成立‘金融助企纾困专班’,我任组长,省银保监局局长任副组长。我们有尚方宝剑。”
会议室里响起吸气声。
“但是,”沈墨话锋一转,“我们不仅要解决个案,更要挖出根源。为什么银行敢随意抽贷?因为他们的考核指标里,‘风险控制’的权重远大于‘服务实体经济’。为什么会有这种考核?因为制定考核标准的人,和那些希望企业死掉的人,是同一批人。”
他调出一份名单。
“省银行业协会信贷专业委员会,七名委员中,五人有海外金融机构工作背景。而这五人,全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基金会有合作往来。”沈墨放大照片,“他们制定的行业标准,天然倾向于‘避险’——而所谓的险,往往就是像李建国厂长这样,没有背景、不懂‘规矩’的民营企业。”
视频连线里,一位乡镇书记举手:“沈主任,那我们具体怎么做?”
“三件事。”沈墨竖起手指,“第一,明天上午九点,三十个试点乡镇同步召开‘银企对接会’,邀请所有被抽贷的企业和银行现场对质。第二,建立‘抽贷断贷黑名单’——凡是无正当理由抽贷的银行,未来一年内不得参与政府类项目融资。第三,启动地方版‘企业信用修复计划’,由政府担保,为真正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过渡性贷款。”
“钱从哪来?”有人问。
“从这里。”沈墨调出最后一份文件——省财政厅那份《关于规范乡镇项目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说,乡镇项目资金需要增加五道审核。好,那我们就用这五道审核,反将一军——凡是配合抽贷的银行,其母行在省内所有分支机构的对公账户,一律纳入‘重点审计对象’,审核通过前,资金不得划转。”
他环视全场:“他们用规则卡我们,我们就用规则卡回去。而且要卡得他们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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