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厢房比西厢房小一些，家具也简单得多。杨雯月躺在奶奶的旧床上，很快进入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她再次被那种熟悉的压迫感惊醒。这次更严重，她能感觉到有冰冷的手指正抚摸她的脚踝，一点一点向上移动。恐惧如冰水灌顶，杨雯月拼命挣扎，却连眼皮都无法眨动。
那双手已经爬到大腿位置，冷得像冰窖里的冻肉。杨雯月心中默念着学过的科学知识，试图用理性克服恐惧，但身体的反应却诚实得多——她能感觉到自己在发抖，尽管肌肉依然无法动弹。
忽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一字一顿：“一、二、三...”
声音干涩嘶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的人勉强发出的音节。数到十后，又重新开始。伴随着数数声，那双手继续向上移动，已经摸到她的腰部。
杨雯月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她用尽全身力气，终于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就在这一瞬间，压迫感突然消失了。她猛地坐起，打开手机手电筒，疯狂地照向四周。
房间空荡荡，只有她急促的呼吸声。
她不敢再睡，抱着被子坐到天亮。晨光微露时，她才惊觉自己满脸泪水。
那天上午，杨雯月直奔村东头李奶奶家。听完她的描述，八十多岁的李奶奶沉默良久，浑浊的眼睛望向远方，仿佛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你奶奶一直没跟你们小辈说...”李奶奶缓缓开口，“那老宅，在土改前不是你们杨家的。”
“什么？”
“西厢房，曾经住过一个姓陈的教书先生。”李奶奶压低声音，“他是个好人，有学问，村里孩子识字都是他教的。可是文革那会儿...唉，被人诬陷，批斗得厉害。有一天夜里，他在西厢房上吊了。等人发现时，身体都僵了。”
杨雯月感到背脊发凉：“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这种事，谁愿意提？后来房子分给了你爷爷，他们简单翻修后就住进去了。起初几年相安无事，直到你爷爷去世后，你奶奶才开始说听见怪声。”李奶奶握住杨雯月的手，“孩子，听我一句劝，别在老宅住了。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宁可信其有啊。”
回到老宅，杨雯月站在西厢房门口，迟迟不敢进去。阳光透过窗户，在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一切看起来平静正常。但昨晚的经历太过真实，那冰冷的触感、嘶哑的数数声，绝非普通梦魇可比。
她想起大学时读过的一篇关于“场所记忆”的论文，有些地方会因为强烈的情绪事件留下类似“记忆”的印记，敏感的人可能感知到。但那只是一种理论解释，无法解释她被触碰的感觉。
犹豫再三，杨雯月还是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听完她的叙述，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妈，李奶奶说的是真的吗？”杨雯月追问。
母亲叹了口气：“你奶奶晚年是说过一些胡话...但那个教书先生的事，我也听村里老人提过一嘴。月月，要不你先回来吧，老宅的东西不急整理。”
“不，”杨雯月忽然坚定起来，“我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有什么...我想帮帮他。”
这个决定一半出于建筑学学生对老宅的好奇，一半出于对奶奶晚年经历的同情。如果奶奶真的被困扰了那么久，作为孙女，她希望能做点什么。
当天下午，杨雯月去了乡里的文化站，翻阅地方志和档案。在一本泛黄的村史资料中，她找到了关于陈老师的简短记载：陈文渊，生于1921年，原籍浙江，1952年响应号召来此支教，文革期间受迫害，于1968年冬“非正常死亡”，时年47岁。
“非正常死亡”，一个委婉又沉重的词。
杨雯月继续翻阅，在另一本记录当地民俗的手抄本中，她看到一段关于“地缚灵”的描述：生前有未了心愿或含冤而死的人，魂魄可能困于去世之地，重复死亡时的行为或执念，直至有人完成其遗愿，方能解脱。
她想起奶奶日记里的“地缚灵”三个字，和张师傅的法事。
回到村里，杨雯月向几位老人打听陈文渊的更多信息。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只有村口修鞋的刘大爷，在收了杨雯月一包烟后，透露了一些细节。
“陈老师是个怪人，”刘大爷眯着眼睛回忆，“白天教书，晚上就关在房里写东西。批斗那会儿，红卫兵从他房里搜出一摞信，说是写给台湾亲戚的‘密信’，其实是写给他未婚妻的——那女的1949年跟家人去台湾了，再没音讯。”
“他死前在数什么？”杨雯月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刘大爷愣了一下，摇摇头：“这我不知道。发现他尸体的是当时的民兵队长，早就去世了。只听他说，陈老师脚边有张照片，被他攥得紧紧的，掰都掰不开。”
照片？杨雯月心中一动。她在整理奶奶遗物时，确实发现过一些不属于家人的老照片，当时没在意，和其他杂物放在了一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