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匆匆赶回老宅，翻出那箱杂物。在一叠粮票和旧报纸中，她找到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男女，站在一所老式校门前。男子穿着中山装，戴眼镜，文质彬彬；女子穿着旗袍，梳着两条辫子，笑靥如花。背面用钢笔写着：文渊、素云摄于杭州师范，1947年春。
陈文渊和他的未婚妻。
杨雯月仔细端详照片，发现女子的脸有些模糊，像是被反复摩挲过。难道这就是陈老师至死紧握的照片？
夜幕再次降临。杨雯月将照片放在西厢房的桌上，点燃三支从村里小卖部买的卫生香——没有香，只能以此代替。她对着空房间轻声说：“陈老师，如果您真的在这里，我想帮您。这张照片，是您想见的人吗？”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香燃烧的细微声响。
杨雯月叹了口气，正准备离开，忽然感到一阵微风拂过面颊。她猛地回头，什么都没有。但桌上的照片，不知何时已从桌面滑落到地上，正面朝上，仿佛被人拿起又放下。
这一夜，杨雯月决定睡在西厢房。
她将照片放在枕边，闭眼准备迎接可能再次出现的“鬼压床”。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夜她睡得格外安稳，连梦都没做一个。
清晨醒来，阳光满室。杨雯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什么重担。她检查照片，依然在原位。但当她走出房间时，注意到门槛内侧有些异样——那里的灰尘上，有几个模糊的脚印，很小，像是孩子的光脚印，可老宅只有她一人。
杨雯月想起手抄本上的另一段记载：冤魂若得安抚，有时会显形示谢，最常见的是留下不属于活人的脚印。
她不确定这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真实痕迹，但接下来的三天，老宅再无异状。夜晚安宁静谧，连老鼠的动静都少了。杨雯月完成了对老宅的测量和记录，奶奶的遗物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临走前一晚，她做了个梦。梦里一个穿中山装的戴眼镜男子向她鞠躬，嘴唇微动，虽听不见声音，但从口型看，似乎在说“谢谢”。男子身后，依稀有个穿旗袍的女子身影，两人手牵手，渐行渐远。
杨雯月醒来时天已大亮，枕边湿了一片，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离开村庄那天，王婶来送行，神秘兮兮地说：“雯月，你住这几天，村里几个晚上遛弯的都说，看见你家老宅西厢房的灯自己亮了自己灭，还有人影在窗前走动...但大家都说，那人影看着不像你。”
杨雯月笑了笑，没有解释。她将陈文渊和素云的照片装进信封，附上一封简短说明，寄给了省台办，请求他们帮助寻找可能在台湾的素云或其家人。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帮助陈老师完成心愿的方式。
回城的火车上，杨雯月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想起李奶奶的话：“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依然相信科学，但同时也明白了，这世上有许多现象，现有的科学还无法完全解释。而尊重未知，敬畏生命——无论是活着的还是逝去的——或许才是面对这些神秘事物时，最恰当的态度。
一年后，杨雯月收到台办转来的一封信。信来自台湾高雄，署名林素云——陈文渊未婚妻的侄女。信中写道，素云女士终生未嫁，于1998年病逝，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大陆的未婚夫。随信附上一张摄于1980年的照片，年过半百的素云站在阿里山樱花树下，手中拿着的，正是与陈文渊合影的同一张照片。
杨雯月将信件和照片复印了一份，托人送回老家，请王婶帮忙在老宅前焚化。她不知道这样是否真能慰藉一个困守半世纪的灵魂，但至少，这段被时代撕裂的爱情，终于以某种形式重新连接。
后来村里人说，从那以后，杨家老宅再也没传出过半夜数数的声音。只有西厢房的格子窗，在月圆之夜，偶尔会自己轻轻开合，像是有人在窗前驻足，遥望南方。
而杨雯月的毕业论文《关中传统民居的空间记忆与场所精神》，因加入这段亲身经历而格外生动，获得了优秀论文奖。答辩时，有教授问她为何选择这个方向，她回答：
“建筑不只是砖瓦木石，更是记忆的容器。每一面墙，每一扇窗，都可能承载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聆听这些沉默的声音——无论它们来自过去，还是来自其他维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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