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露妲第一次发现那排座位有问题，是在她接手老电影院的第一天。
电影院叫“红光”，开在老城区一条快被遗忘的街上。门头还是八十年代的样子，红色水磨石，金色大字，掉了两笔画，“红”字缺了左边，“光”字少了下面，远远看去像“工兀”。梦露妲从父亲手里接过这份遗产的时候，它已经关了六年。父亲是放映员，在这间电影院里放了一辈子电影，从胶片放到数字，从满座放到空场。他退休那年，电影院就关了。他死的时候，遗嘱里只有一句话：电影院别卖，留着。
梦露妲在城里做设计，月薪一万二，租一间开间，养一只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本来不想回来，可父亲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她心里，拔不出来。她辞了职，回了这座小城，打开了那扇关了六年的门。
里面很暗，一股霉味扑过来，混着旧地毯的灰尘味、爆米花机里的陈油味、还有胶片特有的酸涩味。她摸着墙找电闸，推上去，灯亮了。头顶的日光灯管闪了几下，有的亮了，有的没亮，有的亮一下就灭了，像喘不上气。大厅不大，三百来个座位，红色的绒面座椅，有的塌了，有的裂了，有的扶手掉了。银幕是白色的，落满了灰，中间破了一个大洞，像张开的嘴。她顺着过道往里走，一排一排数过去。走到的时候，她停下来。
的座位，是新的。
别的座位都旧了、破了、脏了，只有是新的。红色的绒面还是鲜红的，扶手还是亮的，坐垫还是鼓的，像刚装上去不久。她蹲下来看，座位的金属部件上没有锈，底下的地板也没有灰，像是有人经常坐，经常擦。她站起来，看了看的位置——正中间，正对着银幕，是全场最好的位置。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座位，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叫她坐下去。
她没有坐。她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她没走，住在电影院里。二楼有间休息室，父亲以前用的，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台老式电视机。她把床单换了，躺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的时候，她听见了声音。
很轻，很远，像是电影放映机转动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胶片走过片门，一格一格，慢悠悠的。她坐起来，侧耳听。声音从楼下传来，从电影大厅里传来的。她看了一眼手机，凌晨两点。她下了床，披了件外套，轻手轻脚下了楼。
大厅的门开着，里面是黑的。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放映机的声音还在，嗒嗒嗒，嗒嗒嗒，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银幕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光，没有画面，只有那个声音，像有人在黑暗中放一部看不见的电影。她站在那里，听了几分钟，然后转身回了楼上。
第二天，她查了电影院的记录。放映机早拆了，六年前就拆了，卖给了收废品的。现在的放映室里什么都没有，空的，连电源线都剪了。那这个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她翻了翻父亲留下的东西，在一个铁皮柜子里找到了一本笔记。笔记本很旧了，封面是蓝色的，印着“工作手册”四个字。她翻开，第一页是父亲的笔迹。
“1987年6月15日，红光电影院开业。第一场电影，《红高粱》。满座。中间的位置，坐了一个姑娘，一个人来的，看完就走了。第二天又来，还是坐中间。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都来，每天都坐同一个位置。”
梦露妲继续翻。
“1987年7月，那个姑娘每天都来。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说。问她为什么每天都来，她说，她喜欢看电影。我问她最喜欢哪部，她说，都喜欢。只要银幕上有人动，她就喜欢。她说，她觉得电影里的人都是活的，活在银幕里，等有人放他们，他们就出来。没人放，他们就睡着。”
梦露妲的手抖了一下。
“1987年8月，那个姑娘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我有点担心，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第四天，她来了。脸色很白，嘴唇没有血色，走路很慢。她坐在中间，看了一整场电影，看完就走了。从那以后，她不是每天都来了。有时候隔几天来一次，有时候隔几周来一次。每次来都坐那个位置，每次都看完才走。”
她翻到后面。
“1988年春天，那个姑娘很久没来了。我有点想她。那个位置空了，别的观众都不愿意坐那个位置，说坐着不舒服，说后背发凉，说听见有人在他们耳边说话。我知道那是她。她来过，坐过那个位置，留下了什么。别人坐上去，就能感觉到她。”
再翻几页。
“1988年夏天，她来了。最后一次。她站在电影院门口，没有进来。我出去看她，她瘦了很多，脸上没有肉了，眼睛凹进去了，可还是亮的。她说，她生病了，很重的病，以后来不了了。她说，她想再看一场电影，可她不想坐在里面看。她想站在门口看。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怕坐下去就起不来了。她想站着看完最后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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