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茜玲最后一次见到那棵鸡蛋花树,是在她外婆下葬后的第三天。
外婆死在清明前夕。九十三岁,睡梦中没了气息,第二天早上才被隔壁的阿婆发现。黄茜玲从省城赶回村子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棺材停在堂屋正中,香火缭绕,纸灰飘飞。她在灵前跪了一整夜,膝盖磨得生疼,可她没有哭。外婆这辈子话少,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夏天,外婆会从屋后那棵鸡蛋花树上摘几朵花,放在她枕边。那股香气淡淡的,甜丝丝的,她每次闻到都能睡得很沉。外婆说,这花能安魂。她那时候不懂,只觉得花香好闻。直到她上了大学,学了植物学,才知道鸡蛋花属于夹竹桃科,全株有毒,白色乳汁能让人呕吐腹泻心跳加速。她惊出一身冷汗,打电话回去让外婆别碰那棵树,外婆在电话那头笑了很久。
丧事办完,亲戚们都散了。黄茜玲一个人留在老屋,替外婆整理遗物。外婆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旧衣裳,几本泛黄的日历,还有一个生锈的铁皮饼干盒。她打开饼干盒,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旧信,最底下压着一个小布包。布包用红绳扎着,鼓鼓囊囊的,她解开红绳,里面是几十粒黑色的种子,形状像瓜子,外壳坚硬,上面有细密的纹路。她拿起一粒对着光看,种子表面隐隐泛着一层暗红色的光泽,像干涸的血。
她把饼干盒抱到堂屋的八仙桌上,借着从木门缝隙里漏进来的光一封一封翻那些旧信。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只有日期,最早的是1963年,最晚的是去年。她抽出第一封信,信纸已经脆了,字迹歪歪扭扭,是外婆的笔迹。信是写给一个人的,没有名字,开头只有两个字——“花娘”。
“花娘,今年开春,树又发新枝了。你说过,等我老了,会有人来接替我。我等了六十多年了,她什么时候来?”
黄茜玲的手微微发颤。她拿起第二封,第三封,一封一封读下去。每一封信都写着同样的事情——树发芽了,树开花了,树叶落了,树又发芽了。信里反复提到一个词——“替”。她不知道替什么,只觉得那棵树和外婆之间,有什么她看不见的东西连着。
最后一封信写于去年冬天。外婆的字迹已经抖得几乎无法辨认,信纸上只有歪歪扭扭一行字:“茜玲,你回来。屋后那棵树,你别动。等我死了,你替我去看它。”
黄茜玲攥着那封信,在堂屋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光一寸一寸暗下去,暮色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屋子填满。她站起来,走到后门口,推开了那扇木门。
屋后是一块不大的空地,长满了齐腰深的杂草。空地尽头是一堵矮墙,墙根下长着一棵足有两人合抱粗细的老树。树皮是深褐色的,表面布满了龟裂的纹路,像老人手背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枝干粗壮,呈鹿角状分叉,四仰八叉地撑开一片巨大的树冠。正是暮春时节,枝头挂满了鸡蛋花。白色的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鹅黄,五片旋叠而生,像一把把精致的小扇子。那股香气她太熟悉了,甜丝丝的,和外婆每年夏天放在她枕边的一模一样。可她从未在白天这样近地看过这棵树,越看越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树干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疙瘩,有些突出得像一张张蜷缩着的、即将舒展开来的小脸,五官模糊不清,大小不一,像无数个未出世的婴孩扒在树皮上往外挣。
她在树下拨开一层厚厚的落叶,看见了树根——从土里拱出来盘虬卧龙一样扎在地面上,表面裂着深深浅浅的沟壑。那些沟壑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她拨开被雨水泡烂的碎叶,伸手摸了摸,冰凉的,很硬。她以为是石头,抠了几下,那东西翻了半个身,不是石头,是一截指骨。人的指骨。
她猛地缩回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裂开的树根缝隙里,嵌着的不是石头,是骨头。密密麻麻的,白的灰的,有的已经腐朽了,有的还很完整。有指骨,有趾骨,有碎成几瓣的头骨残片,混杂在树根交错的缝隙里,像是根系刻意包裹住的一样。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了多少人,只知道自己此刻正坐在满地人骨上。那些骸骨嵌在老树虬结的根系之间,沉默地、安静地,像一群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婴儿。
她想跑,腿却像生了根,动不了。一阵风从山上灌下来,满树的鸡蛋花簌簌摇晃,那股甜腻的香气猛地浓烈起来,浓得像一只手,从她的鼻孔钻进去,直直地掐住了她的五脏六腑。在香气的尽头,她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和她在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种子上闻到的一模一样。
黄茜玲盯着那棵老树,脑子里忽然闪过大学时植物学教授说过的一句话——鸡蛋花在东南亚被称为“庙花”,常被种植在寺庙和墓地,当地人相信那是鬼魂栖息的地方。她当时只当是一个冷门的植物学趣闻,记在了笔记本的角落里。此刻她盯着树根缝隙里那些灰白色的骨头碎片,忽然明白那根本不是趣闻,是无数条命从土里长出来、又从枝头开出了花。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