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连滚带爬地跑回屋里，把后门死死关上，用背抵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气。她想打电话报警，拿起手机才发现——没有信号。一格都没有。她跑出院子，沿着村道跑了半条街，信号还是空空荡荡的。她去找隔壁的阿婆，阿婆正坐在门槛上剥玉米，听她说完，手里的玉米棒子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出去老远。
“那棵树，种了三百多年了。”阿婆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又干又哑，“你外婆守了六十多年。她走了，该你了。”
黄茜玲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守什么？树根下面那些骨头——是什么人？”
阿婆捡起那根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双手按住，像按着一个随时会跑掉的东西。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三百年前，这个村子闹瘟疫，死的人太多，棺材来不及打，死人往坑里一堆就埋了。埋的地方，就是这棵树的根底下。”她指了指屋后那棵巨大的鸡蛋花树，“后来瘟疫过了，这棵树就开始长。越长越大，越长越旺，开出来的花比哪棵都多，气味比哪棵都浓。村里人觉得邪门，想把树砍了，砍不动——砍一刀，树皮流出来的不是汁，是血。”
黄茜玲的后背爬上了细密的鸡皮疙瘩。
阿婆继续说。“后来有个路过的道士看了，说这棵树底下埋的亡魂太多了，它们走不了，困在树根里了。得有人守着，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它们说说话，它们就不闹。守树人，一代传一代，传到你外婆，传了十几代了。”
“它们……会出来吗？”
阿婆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闻到的香味，就是它们。它们出不来了，困在那些花里了。花开了，它们就出来透透气。花谢了，它们又缩回去。你外婆守了一辈子，每天给树浇水，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那些困在花里的魂说话，说了六十多年。”
黄茜玲坐在阿婆家的门槛上，看着屋后那棵鸡蛋花树巨大的树冠在暮色里暗下去。黑暗中，树冠里藏着无数朵半开的鸡蛋花，白色花瓣在夜色里泛着幽幽的微光，像无数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她听见了声音，从屋后传来的，很轻，很远，像很多人在同时低声细语。她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可她觉得它们是在喊她的名字。
那天夜里她没有睡。她把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一粒一粒倒在桌上，数了数，六十四粒。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重新读了一遍，读到最后那封字迹歪歪扭扭的短信时，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着谁，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是什么人。她只知道，外婆守了六十年，守到九十三岁，守到死。现在轮到她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镇上买了一捆黄纸和三支香，回到家在树下烧了。烟雾升起来的时候，满树的鸡蛋花同时摇晃了一下——不是风吹的，那种摇晃是整齐的、刻意的、像很多人同时转过头来看她。她把三支香插在树根前的泥土里，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开口说了一句：“我替我外婆来了。”
她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魂听不听得懂，可她觉得，树冠安静了一瞬，然后风才跟上来，吹动了那片沙沙的声响。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理好放回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她没敢动，原封不动地放在八仙桌上。她辞了省城的工作，退了出租屋，在村里住了下来。她在水泥厂做过质检员，在镇上送过桶装水，在小学代过课，攒下的钱不多，够吃够用。
黄茜玲很快发现，那棵鸡蛋花树有问题。不是毒性那种“有问题”，而是它的生长节律，和自然界所有规律都不吻合。鸡蛋花的花期是每年三月到九月，十一月后叶子落光进入休眠。可这棵树一年四季都在开花——不是零星地开几朵敷衍的那种，是满枝满桠密密匝匝地开，压得枝干往下坠。最诡异的是十二月。树叶通常在秋末落光，但这棵树的叶子一片不落，绿得发黑发亮，在寒风中泰然自若，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那些花，那些本该冬天绝迹的鸡蛋花，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连片地开着，雪白的，鹅黄的，散发出的甜香浓郁到隔着半个村子都能闻到。就好像生命力根本不是从土壤里来的，是从那些树根缝里的白骨上一滴一滴榨出来的。花越旺，底下的年月越深，死的人越多。
她试着用手机拍下来对比，蹲在树根处拍了三张不同角度的照片，相册切片的时候发现——每次拍到的树根都不一样。第一张根缝里嵌着指骨，第二张指骨不见了只剩泥土，第三张树皮表面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她连拍了一百多张，每张的细节都有出入。那不是像素涂抹的噪点，是它拒绝被留下影像。她翻看手机里所有没被删除的照片，明明是同一棵树同一个角度同一时刻，却像每一帧都属于不同的时间线。
村里的老人慢慢告诉她更多关于这棵树的事。三百年前的瘟疫，埋在树根下的那些人中，有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很美，村里人都叫她花娘。瘟疫来时她一家全死了，只剩她一个人，她把这棵树种在亲人坟头，自己也死在树下。她的魂没有走，困在这棵树里了。从那以后，每年春天，这棵树开的第一朵花总是白色的，比别的花都大，花瓣上总带着露水，像眼泪。村里人说，那是花娘在哭。她哭了一辈子，还要哭下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