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连滚带爬地跑回屋里,把后门死死关上,用背抵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气。她想打电话报警,拿起手机才发现——没有信号。一格都没有。她跑出院子,沿着村道跑了半条街,信号还是空空荡荡的。她去找隔壁的阿婆,阿婆正坐在门槛上剥玉米,听她说完,手里的玉米棒子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出去老远。
“那棵树,种了三百多年了。”阿婆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又干又哑,“你外婆守了六十多年。她走了,该你了。”
黄茜玲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守什么?树根下面那些骨头——是什么人?”
阿婆捡起那根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双手按住,像按着一个随时会跑掉的东西。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三百年前,这个村子闹瘟疫,死的人太多,棺材来不及打,死人往坑里一堆就埋了。埋的地方,就是这棵树的根底下。”她指了指屋后那棵巨大的鸡蛋花树,“后来瘟疫过了,这棵树就开始长。越长越大,越长越旺,开出来的花比哪棵都多,气味比哪棵都浓。村里人觉得邪门,想把树砍了,砍不动——砍一刀,树皮流出来的不是汁,是血。”
黄茜玲的后背爬上了细密的鸡皮疙瘩。
阿婆继续说。“后来有个路过的道士看了,说这棵树底下埋的亡魂太多了,它们走不了,困在树根里了。得有人守着,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它们说说话,它们就不闹。守树人,一代传一代,传到你外婆,传了十几代了。”
“它们……会出来吗?”
阿婆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闻到的香味,就是它们。它们出不来了,困在那些花里了。花开了,它们就出来透透气。花谢了,它们又缩回去。你外婆守了一辈子,每天给树浇水,每年七月十五在树下烧纸,跟那些困在花里的魂说话,说了六十多年。”
黄茜玲坐在阿婆家的门槛上,看着屋后那棵鸡蛋花树巨大的树冠在暮色里暗下去。黑暗中,树冠里藏着无数朵半开的鸡蛋花,白色花瓣在夜色里泛着幽幽的微光,像无数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她听见了声音,从屋后传来的,很轻,很远,像很多人在同时低声细语。她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可她觉得它们是在喊她的名字。
那天夜里她没有睡。她把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一粒一粒倒在桌上,数了数,六十四粒。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重新读了一遍,读到最后那封字迹歪歪扭扭的短信时,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她不知道这棵树下面埋着谁,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是什么人。她只知道,外婆守了六十年,守到九十三岁,守到死。现在轮到她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镇上买了一捆黄纸和三支香,回到家在树下烧了。烟雾升起来的时候,满树的鸡蛋花同时摇晃了一下——不是风吹的,那种摇晃是整齐的、刻意的、像很多人同时转过头来看她。她把三支香插在树根前的泥土里,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开口说了一句:“我替我外婆来了。”
她不知道那些困在花里的魂听不听得懂,可她觉得,树冠安静了一瞬,然后风才跟上来,吹动了那片沙沙的声响。她把外婆的信一封一封理好放回饼干盒里,那些黑色的种子她没敢动,原封不动地放在八仙桌上。她辞了省城的工作,退了出租屋,在村里住了下来。她在水泥厂做过质检员,在镇上送过桶装水,在小学代过课,攒下的钱不多,够吃够用。
黄茜玲很快发现,那棵鸡蛋花树有问题。不是毒性那种“有问题”,而是它的生长节律,和自然界所有规律都不吻合。鸡蛋花的花期是每年三月到九月,十一月后叶子落光进入休眠。可这棵树一年四季都在开花——不是零星地开几朵敷衍的那种,是满枝满桠密密匝匝地开,压得枝干往下坠。最诡异的是十二月。树叶通常在秋末落光,但这棵树的叶子一片不落,绿得发黑发亮,在寒风中泰然自若,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那些花,那些本该冬天绝迹的鸡蛋花,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连片地开着,雪白的,鹅黄的,散发出的甜香浓郁到隔着半个村子都能闻到。就好像生命力根本不是从土壤里来的,是从那些树根缝里的白骨上一滴一滴榨出来的。花越旺,底下的年月越深,死的人越多。
她试着用手机拍下来对比,蹲在树根处拍了三张不同角度的照片,相册切片的时候发现——每次拍到的树根都不一样。第一张根缝里嵌着指骨,第二张指骨不见了只剩泥土,第三张树皮表面浮现出一张模糊的脸。她连拍了一百多张,每张的细节都有出入。那不是像素涂抹的噪点,是它拒绝被留下影像。她翻看手机里所有没被删除的照片,明明是同一棵树同一个角度同一时刻,却像每一帧都属于不同的时间线。
村里的老人慢慢告诉她更多关于这棵树的事。三百年前的瘟疫,埋在树根下的那些人中,有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很美,村里人都叫她花娘。瘟疫来时她一家全死了,只剩她一个人,她把这棵树种在亲人坟头,自己也死在树下。她的魂没有走,困在这棵树里了。从那以后,每年春天,这棵树开的第一朵花总是白色的,比别的花都大,花瓣上总带着露水,像眼泪。村里人说,那是花娘在哭。她哭了一辈子,还要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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