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正在省城一家酒店的套房里跟新认识的女孩调情。女孩叫小鹿，二十三岁，刚从英国留学回来，长发披肩，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他交往过的无数女孩中的一个——不，像她们的总和。王海三十五岁，做建材生意，口袋里有几个钱，长相不赖，嘴皮子利索，最擅长的事就是在不同女人之间周旋。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三百多个女性号码，用字母和符号标注着认识的时间、地点、以及“重要程度”。这些年来，被他甩过的女人，少说也有几十个。有些哭过闹过，有些沉默地走了，有些至今还在等他回头。他从不觉得愧疚，他觉得自己给了她们爱情，也给了她们教训，公平得很。
电话是他妈打来的，声音沙哑，说奶奶快不行了，让他赶紧回来。王海挂了电话，看了一眼躺在身边的小鹿，说老家有事，得走。小鹿问他什么事，他说老人病了。小鹿没多问，只是在他出门的时候拉住他的手，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王海笑了笑，说“再说”，关上了门。
他连夜开车回老家。他老家在川北一个叫“回龙沟”的地方，从省城出发，高速走四个小时，下了高速还要在山路上颠两个钟头。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月亮很大，照得村子白花花的。他停下车，拎着在路上买的一箱牛奶和两盒保健品，往家走。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他忽然觉得树底下站着一个人。他扭头看，只有树枝投下的影子。他没在意，继续走。走了几步，身后传来一声极轻极细的笑声，不是风吹树叶的声音，是人的，女人的，像一个手指甲轻轻刮过玻璃。他猛地回过头，树底下空空荡荡，什么都没了。
奶奶是凌晨四点走的。王海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很久，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说什么，又像只是呼吸的最后一次起伏。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王海跪在床前，没有哭。他跟奶奶不算亲，这些年在外头，一年回来两三次，每次待不到半天就走。奶奶最后那几年已经不认识他了，管他叫“他爸”，把他当成了他死去的父亲。丧事办了两天，来吊唁的人很多，大多是村里的老人，王海一个都不认识，跪在灵堂前磕头磕得膝盖都青了。
出殡那天早上，下了一场薄雨。棺材抬往后山的时候，王海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怀里抱着奶奶的遗像，雨水打在相框玻璃上，模糊了奶奶的脸。走到半山腰，他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不是“王海”，是“海娃子”——那是他小时候村里人叫他的小名。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送葬的队伍密密麻麻，每个人都低着头，分不清谁是谁。他以为是哪个远房亲戚，没多想，转过身继续走。
奶奶下葬后，亲戚们散了，王海在老屋多留了一天，替他妈收拾奶奶的遗物。奶奶住的是土墙瓦顶的老房子，光线昏暗，墙角堆着几十个蛇皮袋，袋子里装着晒干的草药和玉米。他妈在堂屋里理东西，王海一个人去了奶奶生前住的那间厢房。厢房很小，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爷爷的遗像。爷爷走得早，王海对他几乎没印象。他在床边坐下来，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各种杂物——旧手帕、老花镜、空药瓶、几个发黄的布纽扣。抽屉最里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他抽出来，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照片。
照片都是黑白的，泛黄发脆，是几十年前的老照片。王海一张一张翻过去，都是他不认识的人——年轻的姑娘，扎着麻花辫，穿着碎花上衣，站在田埂上、站在老槐树下、站在溪水边。有的笑着，有的不笑，有的看着镜头，有的看着别处。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的手顿住了。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他认识。不是认识，是太熟悉了。那张脸，那双眼睛，那个微微抿着的嘴唇，和他手机里存着的好几张自拍几乎一模一样。可是照片的边角印着日期——1987年。那时候他还没出生。那个女人穿着那时候流行的碎花连衣裙，站在老槐树下，阳光透过树叶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冲着镜头浅浅地笑着。王海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了起来。这个女人，和他的前女友林小禾长得一模一样。不是像，是一模一样，分毫不差。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王月珍，1987年夏。”
王月珍。这个名字他没听过，可那个姓氏让他心里发紧。他姓王。奶奶姓刘，爷爷姓王。这个叫王月珍的女人，是他的本家。他把照片揣进兜里，把其余的照片塞回抽屉，走出厢房。他妈在堂屋里问他找到什么没有，他说没有。
那天晚上他没有走。他妈去了隔壁婶子家住，老屋只剩他一个人。他在奶奶的床上躺下来，床板很硬，枕头有股霉味，窗户关不严，凉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带着屋后菜地里泥土的腥气。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上的脸——王月珍，1987年夏，和他前女友林小禾长得一模一样的脸。林小禾是他四年前交往的一个女孩，在省城一家幼儿园当老师，性格温柔，对他百依百顺。他跟她好了大半年，后来觉得腻了，就找了个借口分了手。林小禾哭过，求过他，甚至割过一次腕，被他送去医院洗胃。他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别缠着他。后来她就不来找他了。他以为她想开了，现在想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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