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女人床边的梳子上总会有头发,可这间房锁了十几年了,那些头发,是她还在梳头的时候留下来的,还是最近有人来过,他们不知道。
墙角那套红嫁衣已经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了。它被从衣架上取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把木头靠椅的坐垫上。叠的方式不是随便折两下塞进去,是像刚从干洗店取回来那样,每一道褶都压得工工整整,袖口和领口露出对折的白色衬里。陈沫沫走过去,用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叠红绸。
布是凉的,可她触手的那一刹,感觉到绸缎表面传递出一种过于迅猛的、绝非这个布料在室温下该有的热度。她猛地缩回手,往后退了一步。那把木头靠椅的坐垫被压出一道浅浅的痕迹,像有人刚在这个座位上坐了很久,然后在她推门的前一秒站起来,还没等垫子回弹就来人的体温。
她匆忙退出房间,重新锁好门,把撬坏的锁换了一把新的,把钥匙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那天夜里,陈沫沫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站在那间房的门口,门是大开的,不是她撬开时那种吱呀乱响的模样,是安静的、崭新的、像从没被人闯入过。她走了进去,房间里的一切都变了——窗帘拉开了,月光从窗户倾泻进来,照亮了整面墙壁。墙上那些发霉的画的原来有一种特殊的图案,画的是新娘坐在花轿里,轿帘半掀,露出一张没有五官的脸。
没有五官,可她觉得那张脸在看她。
她在梦里循着那幅画底的裂隙探手过去,指尖碰触到的不是油腻的油画颜料,是光滑的、冰凉的、像镜面一样的东西。那里挂着一面镜子,椭圆形的,框是木质的,雕着缠枝花纹。镜面上映出她身后的景象,床、柜子、椅子,那套叠好的红嫁衣。
可是她在镜子里没有看到自己。她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人,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她。那女人的背影很瘦,肩膀很窄,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她看着镜子里那个背影,心想这不是自己,自己的头发没有那么长了。
那个背影转过来了。
陈沫沫猛地睁开眼。月色从窗帘的缝隙淌进来,林德财还没回来,身边空空的,被子上褶子压着她躺了一整夜。她不知道梦里那张脸长什么样,她只记得那双眼睛。
她从不信鬼神之说。在福清,她小时候半夜上学都敢一个人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田坎。嫁来马来西亚,人人都说有鬼,她说她不信。她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她会在一个午后,手里拎着自己从那间上锁的房间里偷偷取出来的那件红嫁衣,在阳光普照的天井中央,和一件衣服面面相觑。
她本来是想把那件衣服扔掉的。她把它抱出来晒在天井的铁丝上,找了一只黑色垃圾袋打算叠起来扔掉。她拿着袋子回到天井,那件红嫁衣已经被风吹得竖了起来,领口鼓起,袖管张开,像一个人张开了手臂,在那根晃悠悠的铁丝上保持着一个危险的平衡。
陈沫沫站在天井的台阶上看着它,没有上前收回那件衣衫。风吹得它飘荡起来,它那身被压在黑暗的房间里十数年的红色,在下午日光的加持下,亮得发紫,紫得发黑。
陈沫沫不知道自己在天井里站了多久。直到隔壁那只橘猫从墙头上跳下来,伸着懒腰蹭过她的脚踝,她才像从水里被捞起来一样,大口喘了一口气。她绕过那件还在飘荡的红嫁衣,走进屋里,从柜子上取下来槟城表姨的电话号码。
“阿姆,你认不认识会做这种事的人?”她压低了声音,像怕惊动什么。
表姨一开始没听明白,后来突然“哦”了一声,沉默了很久,再开口时语气完全不同了。“沫沫,你听好,我认识一个通晓鬼神的男士,住在北海那边。你别说是我介绍的,你自己开车去找他,去到你就走进去,不要说太多话,给他看东西就行。”
陈沫沫用自己的导航定位到了那片马来甘榜——当地的橡胶园夹着一小片高脚木屋,椰树在路边投下长条形的黑影子。她在村子最深处找到了巫师的家,一栋刷成浅蓝色的木板屋,门前种着几盆开得正艳的凤仙花。她在门口站了很久,犹豫着要不要敲门,门从里面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马来男人站在门后,穿着白色纱笼,没戴宋谷帽,瘦削的脸上没什么笑容。
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但陈沫沫听懂了。
“你来了,进来说。”
巫师让她把那件衣服摊开来看,当她在外屋蹲下身铺开一皱红衣的边角,他站在旁边,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声响。目光在那件衣服上停留了很久,其间不时抬头看陈沫沫的脸,又低头看衣服,像在进行某种精密的比对。
“这是她的衣服。你在她的房间里,对吗?那个房间,是她的。她死了,但没走。她不想伤害你,她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嫁进来,而她却不能嫁给她爱的人。”
“这衣服里有她的气味,她在这件衣服里,等了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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